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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第一编 总 则

发布日期：2019-09-15 浏览量：921
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任务和基本原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
    本法。
    【本条宗旨】
    本条是关于刑事诉讼法立法目的和根据的规定。
    【本条释义】
    立法目的也是立法宗旨。本条规定，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是制定刑事诉讼法的主要目的。刑法是规定犯罪和用刑罚方法惩罚犯罪的法律，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刑法是实体法，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实体法需要由程序法保障才能正确实施，刑法的任务需要通过程序法规范的诉讼程序才能得以实现。要保证正确运用刑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就需要制定刑事诉讼法。这样，才能依照法定程序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使犯罪的人得到应有的惩处，达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目的。
    宪法是制定刑事诉讼法的根据。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都得以宪法为根据，制定刑事诉讼法也必须以宪法为根据。制定（包括修改）刑事诉讼法以宪法为依据，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必须遵循和贯彻宪法规定的原则，如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通过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诉讼行为的规范，体现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对于宪法有关刑事诉讼程序的明确规定，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独立行使检察权，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等，要通过在刑事诉讼法作出具体规定予以落实。二是，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原则、制度以及具体规范都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规定相抵触。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刑事诉讼法任务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修改，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
    规定。
    本条规定的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可分为三方面内容来理解：
    一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刑事诉讼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于发现的犯罪行为或者犯罪嫌疑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依照法律程序收集、调取证据，查出犯罪嫌疑人，查清犯罪事实。刑事诉讼法就是规定哪些机关、哪些人有权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以及调查取证时应遵循的原则，从程序上规定如何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以及如何进行勘验、检查、扣押物证、书证等，以实现准确、及时地查清犯罪事实。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是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前提和重要基础。其中的“准确”、“及时”都很重要，但“准确”是核心，即对犯罪的事实认定应准确，对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要查准，不能把事实认定错了，冤枉了好人。如果搞错了，再及时也是没有意义的，及时应当建立在准确的基础上。但及时也很重要，如果时间拖得很长，时过境迁，就很难收集证据，不利于查清犯罪事实。“保证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在查明犯罪事实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正确应用法律是指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查清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刑法和其他法律对犯罪分子定罪判刑，使其受到应有的惩罚。能否做到正确应用法律，除了要保证准确无误地查明犯罪事实以外，还要设置和遵循保证公正司法的具体诉讼程序，如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审判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等。只有严格依照刑事诉讼程序办案，保证程序公正，才能做到不枉不纵，保证刑法的正确执行，有效地惩罚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是刑事诉讼法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重要体现，与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不能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就谈不上正确应用法律，也不能准确地惩罚犯罪。因此，公检法机关在追究犯罪时，必须对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予以高度重视。
    二是，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刑事诉讼法的这个任务主要是通过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和审判活动来实现的。通过这些刑事诉讼活动使公民认识到什么是犯罪，犯罪的危害性以及应负的法律责任，从而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提高守法以及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自觉性，以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
    三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是刑事诉讼法的根本任务，或者说是总任务。这一根本任务是在“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和完成的；也可以说，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一总任务鲜明地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社会主义特征，既是刑事诉讼法立法和修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对刑事诉讼法执法的总要求。
    第三条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分工负责原则和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具体分工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共分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职责分工的规定。根据宪法确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的原则，本款对公检法三机关各自的职责作了具体的分工。根据本款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公检法三机关分工的目的，是为了明确职责，互相配合，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一规定体现了以下原则：一是，刑事案件的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分别由公检法机关专门行使，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法律的特别规定，主要是指本法第四条、第二百九十条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军队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二是，公、检、法三机关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进行诉讼活动，而不能超越职责或者互相代替。
    第二款是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本条规定是对公检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的严格要求，也称为依法进行刑事诉讼的原则，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根据本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一审或者二审案件、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案件，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对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执行逮捕、预审等一系列诉讼活动，都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即必须严格依照本法规定的具体要求和程序以及其他法律，如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中的有关规定办理，不得违背法律，不得滥用法律赋予的职权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严格执法，依法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是保证公正司法的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
    第四条 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国家安全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职权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规定主要包含了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国家安全机关管辖的案件范围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国家安全机关办理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依照国家安全法第四条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的范围，主要包括：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的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任务的行为；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行为；策动、勾引、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行为；以及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
    二是，国家安全机关依照管辖范围办理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即有权行使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在侦查刑事案件中的职权和手段，如拘留、执行逮捕，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扣押与犯罪有关的物品、鉴定、勘验、检查等职权。
    在理解和执行本条规定时主要应当注意两点：一是，执行这一条规定时，应当注意国家安全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中要按照国家规定的职权划分，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维护国家安全。二是，本条规定的国家安全机关管辖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主要是指刑法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中规定的犯罪，但在刑法其他章中规定的犯罪如果涉及国家安全，依照规定严当由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侦查的，也属于本条规定的国家安全机关办理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
    第五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是指由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由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而不是由法官和检察官个人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2．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前提，必须是依法，也就是说，在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时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和规范进行，而不能脱离法律规范。
    3．对于任何依仗权势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非法干涉办案活动的行为，都有权抵制，依法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4．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并不意味着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也不意味着不受监督。党的领导是做好司法工作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包办代替办理具体案件，同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还要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第六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依靠群众，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规定了我国刑事诉讼应当遵守的以下原则：
    1．依靠群众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也是司法工作的根本路线。依靠群众，就是办理刑事案件要相信群众，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向公检法机关提供破案线索，提供证实犯罪的情况。具体地讲，就是要到群众中去，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具体的案件情况，查明犯罪事实，做到客观公正，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犯罪分子；要了解群众和社会对案件的反映，宣传有关法律规定，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达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办理刑事案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靠群众，就是要求公检法机关办案，应当实行公检法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依靠群众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本条作了规定，在本法其他条文中对如何依靠群众还作了具体规定，如第五十条规定的“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第八十二条、第一百零八条分别规定了任何公民都有权扭送现行犯和控告、举报犯罪等等，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刑事诉讼依靠群众的原则。
    2．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办理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之一。其中的“以事实为根据”是我国长期以来刑事诉讼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正确惩罚犯罪，防止错案，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的重要原则。一个人是否犯罪，是罪轻还是罪重，都要以事实为根据，对事实情况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做到客观公正，不因案件的不同、当事人的不同而不同。所谓“事实”，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追究犯罪，必须以客观存在的、经过调查属实的、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为根据，而不是靠主观想象、推测和怀疑。“以法律为准绳”，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必须以法律为标准。这里所说的法律，既包括刑法以及对刑法所作的修改补充规定和修正案，也包括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中的有关规定，如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监狱法等法律中的有关规定。处理刑事案件，从程序上讲，对于是否立案侦查、对犯罪嫌疑人是否要采取强制措施以及如何收集、调取证据，是否移送起诉，是否开庭审判等等，都必须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不得违背程序方面的规定；从实体上看，被告人该不该定罪，定什么罪以及如何处刑，都必须以刑法为标准，正确定罪量刑。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正确处理案件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事实是前提，是基础和根据，法律是标准、尺度。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作为一个重要原则贯彻执行，才能保证刑事诉讼的正确进行，才能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
    3．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是宪法确定的法制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这一原则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一切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出身、性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情况、职位高低和功劳大小，都应一律平等地适用法律，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权。平等的适用法律是指任何人触犯了刑法，都应受到追究，并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而不能有任何例外；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都同样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而不能因人而异。任何人都不能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这也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才能维护和实现这一法制原则。
    第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主要有以下几层含义：
    1．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负责，是指职责分工和案件管辖分工。本法第三条规定了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职责分工，即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第十八条规定了案件管辖分工，即刑事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都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分工，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既不能包办代替，越权行事，也不能互相推诿，不负责任。
    2．公检法三机关的互相配合，是指公检法三机关在查明案件真实情况，正确适用法律追究犯罪，实现公平正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要按照法律规定，在正确履行各自职责的基础上，互相支持，共同完成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任务。而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各行其是，互不通气，甚至互相扯皮。
    3．公检法三机关的互相制约，是指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为防止和及时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通过程序上的制约，以保证案件质量，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互相制约在本法中许多具体程序的设置上均有体现，如法院、检察院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要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才能逮捕，对于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就应当放人。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是错误的，有权要求人民检察院复议或者复核。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有违法行为时，有权提出纠正意见；发现人民法院的判决有错误的，有权提出抗诉，等等。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密切相关，缺一不可的。分工负责是前提，没有分工负责，就谈不上配合和制约。配合和制约是公检法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顺利进行刑事诉讼，正确处理案件，防止和减少错案发生的保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军队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上述部门在行使侦查职权时，同样要遵循本条规定的原则。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责的规定。
    【本条释义】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我国重要的司法制度，这项制度对于保证准确及时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推进司法公正，都具有重要意义。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前提是必须依法。依法就是依照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关于如何进行法律监督，1979年刑事诉讼法作了具体规定，如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有错误的，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认为有错误的，均可提出抗诉等。为了进一步发挥法律监督职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还增加了许多新的规定，如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该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认为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就应当立案；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对于逮捕的执行情况要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抗诉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必须开庭审理，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活动、审判活动程序违法，减刑、假释不当的，都可以提出纠正意见等。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按照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关于加强对权力监督制约的要求，根据各方面提出的意见，进一步加强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完善了相关的程序，如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有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审查并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调查核实，提出纠正意见，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和减刑、假释的裁定可以在决定前向有关机关提出书面意见；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等等。这些规定都为检察机关履行好监督职责提供了进一步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是对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达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
    第九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我国公民有权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刑事诉讼的权利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
    1．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是法律规定的各民族的诉讼参与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为他们行使这项权利提供必要的便利和帮助；
    2．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各民族有权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是民族平等的重要体现，各民族公民在刑事诉讼中虽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但当他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时，就应当有翻译人员为他们进行口头的和文字的翻译，这是公检法机关应尽的义务。“通用的语言文字”，是指当地的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行使权力和履行职务时正式使用的语言文字。通用的语言文字可能是一种，也可能是多种。
    本条第二款是关于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用什么语言、文字审讯、发布判决书、布告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地区存在多种民族语言的情况下，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发布判决书、布告和送达传票、通知等文件，也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文字。
    第十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的规定。
    【本条释义】
    两审终审制是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一项重要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判即告审判终结，判决和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具体讲，审判第一审案件所作出的判决和裁定，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判决裁定有错误提出抗诉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对上诉、抗诉案件应当进行审判，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和裁定，就是终审的判决和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在上诉期限内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也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作为例外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即是终审的判决和裁定。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被告人仍不服的，不能再上诉，只能提出申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死刑案件的判决，不论是经过一审还是两审，都要由最高人民法院经过死刑复核程序予以核准才发生法律效力，这一程序是专门为死刑案件所设置的特殊程序，体现了慎重适用、严格控制死刑的政策。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人民检察院认为有错误的，只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但不能停止判决和裁定的执行。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公开审判制度和被告人享有辩护权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规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关于公开审判制度。公开审判，是指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和宣告判决都应当向社会公开。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开庭审判前，应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的时间和地点，以便群众参加旁听和新闻记者采访、报导审判的有关情况。在开庭审判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允许群众参加旁听和新闻记者采访、报导。“本法另有规定的”，是指本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不公开审理的三类案件，即对于涉及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对于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对于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对于无论是公开审理的一审案件，还是不公开审理的一审案件，宣判都必须向社会公开。
    2．关于辩护制度。辩护是指被告人针对被指控的犯罪进行申辩，提出说明自己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辩护权，可以由被告人自己行使，也可以委托他人行使。当一个人被怀疑犯罪，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的各个诉讼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都可以行使辩护权。如果委托律师或者委托其他人为自己进行辩护，依照刑事诉讼法的原来规定，只能在人民法院开庭七日以前，才可以委托辩护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时，律师作为辩护人可以介入诉讼，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同时还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有关情况，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辩护律师自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等等。同时还规定，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他们指定辩护人；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有义务为他们指定辩护人。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为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等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的保护，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完善了律师会见的程序；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都应为法律规定的有关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以上这些规定，对于切实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具有重要意义。
    第十二条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不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对他人确定有罪。其中“依法判决”是指人民法院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程序和诉讼制度，依照刑法以及有关刑法的修改补充决定、修正案作出有罪或者无罪判决，有以下含义：一是这一判决必须是人民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的；二是这一判决必须是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作出的；三是这一判决是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这里规定的“有罪”，包括定罪并判处刑罚，也包括定罪但免予刑事处罚。“不能确定有罪”是指不能从法律上对其定罪，不能作为罪犯对待，即使现场抓获人赃俱在，也要经过法定的程序根据事实和法律由人民法院定罪处罚。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以前，将被指控实施犯罪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起诉到法院以后称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是罪犯，只是涉嫌犯罪。经人民法院审判，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本法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
    制度。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本法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本法第一百七十八条对陪审员参加审判作了规定。即除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外，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至七人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至七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是他所参加的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同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原则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两处修改：一是在诉讼参与人和诉讼权利的规定中明确写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二是将原第二款关于保障犯罪的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的规定移至本法特别程序中。
    本条共分两款。第一款是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的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由于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参与诉讼的目的和要求以及所处的诉讼地位不同，他们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也各不相同。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加诉讼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案件的处理与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法律赋予他较为广泛的权利，如申请回避、辩护、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阅读侦查讯问笔录、庭审笔录、在法庭的最后陈述权、上诉权等等。辩护律师参加诉讼，目的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将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从原来的检察院起诉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从审查起诉阶段开始，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有权收集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处罚的材料和意见等等。证人参加诉讼是履行作证义务，法律只赋予其与作证义务相应的权利，如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其本人或者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等。对于不同的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切实予以保障，这是公检法三机关应尽的义务，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限制或者剥夺。
    第二款是关于诉讼参与人在什么情况下有权提出控告的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以限制、剥夺等形式侵犯公民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对其进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对于控告，任何人不得阻止。如果查证属实，应当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对于已经追究的刑事案件，遇有本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即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这六种情形是：
    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这是指根据刑法的规定不构成犯罪，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情形。
    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但根据刑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和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已过了追诉时效期限的。对于超过追诉时效的案件，除最高人民检察院依照刑法第八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核准追诉的以外，不能再追究刑事责任。
    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是指行为人确实犯了罪，但遇有国家发布特赦令，免除了某些犯罪分子的刑罚。特赦令是指根据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以免除特定的正在服刑的罪犯全部或部分的刑罚的特赦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犯罪分子尚未追究或者正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就可以根据特赦令不再追究。
    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是指根据刑法规定，对于侮辱罪、诽谤罪、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罪、虐待罪和侵占罪，只有被害人提出控告的，才能依法予以追究。如果被害人没有告诉，或者告诉后又撤回告诉的，不应再追究。但是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而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对于这种情况，应当依法追究。
    5.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是指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只对实施犯罪的人才能治罪，不能株连他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然死亡了，没有科刑的对象了，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就没有实际意义了，所以就不必继续追究了。其中这一项中的犯罪嫌疑人是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新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当时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涉嫌犯罪的人在被起诉到法院之前，都称犯罪嫌疑人，所以增加规定了这一内容。
    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是指刑法或者其他有刑事处罚规定的法律中有关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对于依照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应再追究。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遇到上述六种情形之一，要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1．在侦查阶段发现和出现六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都应当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
    2．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如果发现和出现六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情况，都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3．案件如果在人民法院审判阶段发现和出现的，应分别情况处理。如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应当作出判决，宣告无罪。对于被告人死亡的，应当作出终止审理的决定。这几种处理案件的方式中，终止审理是新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对于被告人死亡的，用这种方法处理比较适当，没有必要再审理判刑。
    第十六条 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
    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外国人犯罪适用本法规定的原则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共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这里所说的“外国人”，是指具有外国国籍、无国籍和国籍不明的人。“外国人犯罪”，是指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犯我国刑法规定的各种罪和在我国领域外对我们国家和公民实施的而按照刑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由我国司法机关受理，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款是关于对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如何处理的规定。其中规定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是指一个国家为了保证和便利驻在本国的外交代表、外交代表机关以及外交人员执行职务，而给予他们的一种特殊权利和待遇。这是各国按照平等、相互尊重主权的原则，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公约、协议和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互相给予驻本国的外交代表和外交官的特殊权利。根据我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的有关规定，这种特殊权利和豁免权包括：使馆馆舍不受侵犯；免纳捐税；使馆的档案和文件不受侵犯；人身不受侵犯，不受逮捕或者拘留；寓所不受侵犯，并受保护；刑事管辖豁免；没有以证人身份作证的义务；民事管辖、行政管辖豁免等等。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主要是指以下几种人：1．外国驻中国的外交代表以及与其共同生活的不是中国公民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2．途经中国的外国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和与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3．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及其他具有同等身份的官员；4．来中国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召开的国际会议的外国代表、临时来中国的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官员和专家、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驻中国的代表机构和人员等。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是保证国与国之间的正常交往所必需的。对这些犯罪，一般采取宣布其为“不受欢迎的人”，令其限期出境，或宣布驱逐出境，并建议派出国依照他们国家的法律进行处理等方式加以解决。
    第十七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规定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进行刑事司法协助的根据是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互惠原则。与我国缔结双边条约或者共同参加规定刑事司法协助内容的国际条约的国家，和我国即具有刑事司法协助关系。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签订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平等互惠基础之上的。如果要同没有与我国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者没有共同参加规定刑事司法协助内容的国际公约的国家进行司法协助时，也应当按照互惠原则，相互之间给予对等的司法
    协助。
    2．刑事司法协助是不同国家的司法机关之间，根据自己国家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互惠原则，彼此相互协作，为对方代为一定诉讼方面的行为。刑事司法协助的请求由我国的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提出。刑事司法协助的具体内容，有双边条约的，条约内有具体规定，如与加拿大签订的《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规定的刑事司法协助主要内容有代为送达文书、代为调查取证、允许请求国人员在调查取证时在场、被请求国提供在押人员或其他人员作证、对证人和鉴定人的保护、进行搜查和扣押、移交赃款赃物、领事官员直接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通报刑事诉讼结果、提供犯罪记录等。

第二章 管 辖
    第十八条 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案件管辖分工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三款。第一款是关于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的规定。对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是公安机关的重要职责，因此，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所有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都应由公安机关负责。其中“法律另有规定的”，主要是指本条第二款和本法第四条、第二百九十条的规定。
    第二款是关于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范围的规定。根据本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包括：1．贪污贿赂犯罪。即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和其他章节中明确规定按照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的犯罪。2．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即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罪。另外，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的监管人员殴打、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罪，由检察院管辖。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除上述所列四种罪以外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任何人实施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案件，应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4．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5．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这样规定，一是使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范围更加具体明确，把犯罪主体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其中“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指的是个案，而且是公安机关不便立案侦查，由检察院侦查更为适宜的个别案件，二是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才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第三款是关于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规定。这里所说的自诉案件，是指本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三类案件，即：（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的刑事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根据本款规定，对于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第十九条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除外。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基层人民法院第一审管辖范围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除本法规定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以外，均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普通刑事案件”，是指除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重刑的案件以外的其他刑事案件。这里所说的基层人民法院，是指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规定的县人民法院、不设区的市人民法院，自治县人民法院和市辖区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可以设立若干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它的判决和裁定就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这样有利于及时审结刑事案件，顺利完成基层人民法院承担的刑事审判任务。
    第二十条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
    （一）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
    （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案件管辖范围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三处修改：一是删去第一项中关于“反革命案件”的规定。二是增加了“恐怖犯罪案件”的规定。三是删去“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的规定。
    根据本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案件有以下两类：1．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这里所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案件，主要是指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案件”，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的规定，是指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以及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构成犯罪的刑事案件。2．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这类案件是指除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和恐怖活动案件以外，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刑事案件。上述案件，都是性质比较严重、案情重大或者影响较大、处罚较重的刑事案件，在审理时需要更加慎重，确保办案质量，因此，刑事诉讼法列举这两类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第一审。
    本条规定的中级人民法院，是指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省、自治区辖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第二十一条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案件管辖范围的规定。
    【本条释义】
    这里规定的“高级人民法院”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中最高一级的法院，包括省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条规定，只有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的重大刑事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案件管辖范围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只有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才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一审。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是指在全国范围内涉及面广、影响大的重大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案件，所作出的判决、裁定就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也就是说，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不可能因为上诉或者抗诉而引起第二审程序。
    第二十三条 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下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上下级人民法院变更管辖权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属于自己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改变案件管辖。变更管辖有以下两种情况：
    1．上级人民法院决定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这一规定是指当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案情重大、复杂或者案件涉及面广、影响大，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更能有效地威慑犯罪、教育群众、提高审判质量和效果的时候，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2．下级人民法院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这一类案件是指下级人民法院发现案件是依法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或者是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但由于案情重大、复杂、涉及案犯多、地区广，或者案件影响重大，下级人民法院审理有困难，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
    第二十四条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规定的地域管辖，是指不同地区的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对第一审刑事案件管辖权的分工。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这是划分地域管辖的一般原则。这样规定，有利于及时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有利于诉讼参与人就近参加诉讼，并便于群众参加旁听案件。这里所说的犯罪地，既包括犯罪预备地、犯罪行为实施地，也包括犯罪结果发生地和销赃地。
    但是，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这一规定，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和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刑事案件原则上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但如果被告人在居住地民愤大或者影响大，或者可能判处缓刑，需要由居住地监督改造的等特殊情况，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有利于震慑犯罪分子，有利于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更便利诉讼时，可以交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其中所说的居住地，是指被告人的户籍所在地和常住地。在改革开放、人口大流动的今天，许多人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是不一致的，因此，不能把居住地仅仅理解为户籍所在地。
    第二十五条 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处理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对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这是因为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已经进行了一些工作，了解案情，由其继续审理，有利于及时结案。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其中“必要的时候”，主要是指，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不是主要犯罪地，如果由主要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辖，对全面查清案件事实、正确处理案件、震慑犯罪分子和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更为有利时，可以由最初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理。
    第二十六条 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即上级人民法院在案件管辖不明的情况下，有权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案件。其中“上级人民法院”主要是指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不明的案件”主要是指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该案件的管辖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二是对该案件应由谁管辖存在争议。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上下级人民法院是监督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本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是一种法律上的授权。同时，本条也规定，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即上级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某一案件应由哪个法院管辖后，可以指令已受理该案的法院将案件移送指定受理的人民法院进行审判。
    本条在执行中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个是上级人民法院对于管辖不明的案件确定管辖，要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原则执行，这种确定应更有利于公正审判和对犯罪的打击。另一个是下级人民法院要服从上级人民法院的指定，而不能从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出发来认识问题，对于上级人民法院已经决定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应当及时移送。
    第二十七条 专门人民法院案件的管辖另行规定。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专门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专门人民法院的管辖另行规定，既包括专门人民法院对案件的管辖范围另行由法律规定，也包括在法律没有规定前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来规定管辖。目前，法律对军事法院的管辖还没有专门的规定，军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主要在有关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关于海事法院的管辖，1984年11月14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规定：“海事法院管辖第一审海事案件和海商案件，不受理刑事案件和其他民事案件。”

第三章 回 避
    第二十八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应当回避的情形的规定。
    【本条释义】
    这里规定的“回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和法律规定的其他人员遇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应当不再参加审判、检察、侦查或者其他诉讼活动的制度。本条规定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是指参加本案的审判、检察、侦查工作的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助理检察员，公安机关的负责人、侦查人员（包括刑侦人员和预审人员等）。“自行回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知道自己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的，应当自己向所在机关提出回避的申请。“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明知自己应当回避而不自行回避或者不知道、不认为自己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因而没有自行回避的，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被告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申请回避”是法律赋予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诉讼权利，办案人员在办理案件中首先要向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告
    知这一项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回避的权利。
    本条共规定了四种应当回避的情形：
    1．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这种情形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是本案的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被告人或者是他们的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2．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或者他们的近亲属虽不是本案当事人，但本案的处理涉及他们的重大利益。
    3．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是指在本案中担任过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人，既不能同时，也不能在以后的办案阶段再担任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以避免出现不公正办案的情况。
    4．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其他关系”主要是指以下几种情况：是当事人的朋友；是当事人的亲戚；与当事人有过恩怨；与当事人有借贷关系等等。“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是与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应当回避的必要条件。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与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只有在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情况下适用回避。比如审判人员是当事人的近亲属，应当无条件回避，但如果审判人员与当事人是一种远亲的关系，则要看其是否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才能决定回避与否。
    第二十九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禁止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接受当事人请客送礼和违反规定会见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共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禁止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和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规定。“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是指不得接受当事人和当事人委托的任何人的请客，包括吃饭、在营业性娱乐场所消费娱乐等，不得接受当事人和当事人委托的人以任何形式送的礼物。“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不得因私而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也就是说不得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被害人等程序之外，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办案人员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说情以及为当事人提供他不应知道的案件情况等。
    第二款是关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法律后果。“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应当依照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的规定，予以处分。“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是指对于办案人员有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为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以此为理由提出要求他们回避的申请。
    第三十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
    决定。
    对侦查人员的回避作出决定前，侦查人员不能停止对案件的侦查。
    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回避决定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共分为三款。第一款是关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以及公、检、法负责人的回避应当由谁决定的规定。本款规定的对回避的决定，既包括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自行提出回避的申请所作的决定，也包括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要求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回避的申请所作出的决定。其中“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是指人民法院院长自行申请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要求法院院长回避，应经审判委员会讨论，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其中规定对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主要是考虑公安机关属于行政系统，实行首长负责制，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不能由他本人决定；同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包括回避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公安机关负责人是否回避，既有利于保证案件公正处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是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具体体现。
    第二款是关于侦查人员在作出回避决定前，不能停止侦查的规定。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侦查活动的及时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和证据的灭失，这是根据侦查活动的特点和办理刑事案件的需要规定的。
    第三款是关于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于驳回申请的决定申请复议的规定。其中“驳回申请的决定”，是指对于回避有决定权的机关认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要求回避的申请，不符合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回避条件，对要求回避的申请予以驳回的决定。对于驳回回避申请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向原决定机关申请复议一次，申请复议时，申请人可以重申过去提出的理由，也可以增加新的理由。
    第三十一条 本章关于回避的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
    定人。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回避的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要求回避、申请复议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两处修改：一是将原来规定作了文字修改。二是增加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
    复议。
    本条共分为两款。第一款规定，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也要依法实行回避制度。主要是考虑这三种工作也都关系到案件的正确处理，实行回避制度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在办案过程中出现徇私舞弊的现象。其中，规定的“书记员、翻译人员”，是指在侦查、检察、审判工作中担任记录和翻译工作的人员。“鉴定人”，是指为了查明案件情况，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指派或者聘请进行鉴定工作的有专门知识的人。本章关于回避的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就是规定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对于有本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也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如果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有上述违反法律规定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关于自行回避和要求回避的申请的决定程序和申请复议程序依照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进行。实际执行中,翻译人员、鉴定人可能是侦查、检察、审判机关聘请的人，而不属于上述机关的工作人员，但对这些人的回避应当由聘请他们的机关决定。
    第二款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这里规定的“辩护人”，是指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人。根据本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律师、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的单位推荐的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都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主要是指根据本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为参加诉讼的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为参加诉讼的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是指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关于回避的各项规定，在诉讼的各个阶段要求有关司法人员回避，根据第三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于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还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第四章 辩护与代理
    第三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
    （一）律师；
    （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委托哪些人作为辩护人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共分两款。第一款规定了三层意思：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有权自行辩护外，还有权委托法律规定的其他人为自己辩护，这种委托权是辩护权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2．限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的人数，即每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委托一人或二人担任辩护人。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不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分别聘请一人或二人作为自己的辩护人。这样规定，主要是加强可操作性，防止执法中出现只许请一个辩护人或请很多辩护人的问题，“一至二人”是根据辩护的实际需要确定的。
    3．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聘请以下三种人担任辩护人：（1）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2）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监护人”是指承担对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利进行监督、保护职责的人,如未成年人的父母、精神病患者的配偶等。“亲友”的含义比较广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和朋友，这里的亲属不仅指近亲属，也包括远亲。规定“亲友”可以作为辩护人，主要是考虑到这些人与委托人有一定关系，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信赖的人。
    第二款规定了不得担任辩护人的情形。即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其中“正在被执行刑罚”的人，是指经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和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及判处罚金未缴纳的人。“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是指依照法律对其采取拘留、逮捕、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和依照法律被治安拘留、劳动教养、强制隔离戒毒等人身自由被剥夺或者受到限制的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规定的是“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曾经被判处刑罚或者治安拘留等处罚已执行完毕，或者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已被解除的不在此限。之所以规定上述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主要是考虑委托正在被执行刑罚的人和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担任辩护人会影响判决、决定的严格执行，也不严肃，而且本人已被依法剥夺、限制人身自由，也难以行使辩护人的权利，为委托人进行充分辩护。
    第三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四处修改：一是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并相应修改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规定。二是增加转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要求的规定。三是增加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的规定。四是增加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及时告知办案机关的规定。
    本条共分四款。第一款是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何时有权委托辩护人的规定。本款共规定了两种情况：1．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本款规定的“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以及其他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行使侦查权的机关。“第一次讯问”，是指立案后的第一次讯问。侦查机关根据已掌握的事实材料，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决定立案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从被第一次讯问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委托辩护人。“采取强制措施”，是指采取各种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从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委托辩护人。这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是其进入刑事诉讼的开始。从这时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权委托辩护人。但根据本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可以委托作为辩护人的人员范围有所不同。在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执业，要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由于在侦查期间，对案件的专门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将委托辩护人的人员范围限于律师比较稳妥。这样规定，既能满足犯罪嫌疑人适当的获得法律帮助的要求，也不致妨碍侦查活动的依法有序进行。在审查起诉期间，犯罪嫌疑人则依照本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既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也可以委托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亲友作为辩护人。2．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这里所规定的“被告人”，既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也包括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是指在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被告人在审判阶段随时有权委托辩护人。
    第二款是关于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和及时转达委托辩护人要求的规定。本款规定了两层意思：一是，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这一规定是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法定义务，也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重要内容。这里规定的“三日以内”，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法定期间。“受理案件”，既包括人民法院受理公诉案件，也包括受理自诉案件。人民检察院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和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应当及时安排在三日以内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需要注意的是，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告知时，如果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本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这里所规定的“在押期间”，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依法拘留或者逮捕后被羁押的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不论是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时提出的，还是在其他时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其想委托的人或者有关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等转达其要求。
    第三款是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的规定。本款规定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情形，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依法拘留或者逮捕后被羁押的情形。这里所规定的“监护人”，是指对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益承担监督、保护职责的人，如未成年人的父母、精神病人的配偶等。“近亲属”，依照本法第一百零六条第六项的规定，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根据本款规定，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的，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允许，不得阻碍其代为委托辩护人。
    第四款是关于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的规定。这里所规定的“告知”，是指辩护人在接受委托后，将接受委托的有关情况告知办案机关，提交有关委托手续。“办理案件的机关”，是指辩护人接受委托时办理该案件的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收到有关委托手续后，应当记录在案并随案移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另行委托辩护人的，新接受委托的辩护人也应当依照本款规定将接受委托的情况告知办案机关。
    第三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三处修改：一是适当扩大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二是适当调整了法律援助的办理程序。三是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移至特别程序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加以规定。
    本条共分三款。第一款是关于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申请法律援助的规定。这里所说的“法律援助”，是由国家、社会来承担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律上的帮助，当他们需要辩护人，而由于种种原因未委托辩护人时，如果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则无偿地为其提供律师的帮助。本款规定删去了“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这一适用条件。这是因为，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公诉案件中公诉人都应当出庭支持公诉；同时，对于自诉案件，如果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并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也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本款的规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本款的适用范围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形。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上的原因，请不起律师，或者因经济困难以外的其他原因，如无人替他担任辩护人等，因此未委托辩护人。这一规定体现了国家对于经济困难的人的法律援助，任何被告人都享有委托辩护人的权利，该权利不应因其贫困而被放弃。需要注意的是，可以委托辩护人而自动放弃这一权利的，不属于本款规定可以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2．本款规定的申请法律援助的主体是“本人及其近亲属”。这里所规定的“本人”，是指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近亲属”，依照本法第一百零六条第六项的规定，是指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3．本款规定的法律援助申请的受理和审查机构是法律援助机构，即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确定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4．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提供辩护。根据这一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根据本款规定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是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定义务。
    第二款是关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本款的规定既适用于公诉案件，也适用于自诉案件。其中“盲”是指双目失明，“聋”是指两耳失聪。“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依照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这些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规定对上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主要是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因其生理上的缺陷，可能会造成其法律知识的欠缺和对外界事物认识的偏差，而且在庭审中对证据的识别以至辩护都存在障碍，因而应当有辩护律师维护他的合法权利。本款规定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义务主体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三款是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死刑是刑罚中最重的刑罚，我国历来主张对适用死刑要慎重，因为判决一旦生效执行，即使发现错误也难以挽回。无期徒刑也是很重的刑罚，会在很长时间内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所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必须保证让这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这是对重刑犯的辩护权的特殊保护，同时也体现了立足现阶段国情循序渐进的原则。这里所规定的“可能被判处死刑”，既包括可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也包括可能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规定的是“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情况得出的一种可能性的判断，而不是定论。对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一旦发现根据案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未委托辩护人的，就应当立即依照本款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本款规定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义务主体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三十五条 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人的责任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两处修改：一是删去了辩护人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等的材料和意见的规定中的“证明”。二是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修改为“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本条从三个方面规定了辩护人的责任：
    1．辩护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根据事实和法律”，是指要实事求是，以案件的实际情况和法律的规定作为辩护的依据。这是辩护人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准则和根据。
    2．辩护人通过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是辩护人进行的主要工作，也是辩护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正确途径。“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是指辩护人经过了解案情和对案件进行调查，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犯罪行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虽然构成犯罪，但罪行较轻的材料，提出对于犯罪嫌疑人应当依照刑法判决无罪、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理由和证据，如被告人属于未成年人、有自首、立功表现等，并根据掌握的事实、证据，依据法律规定发表辩护意见。
    3．辩护人辩护的目的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这是辩护人的职责所在，是法律赋予辩护人的义务。“诉讼权利”是指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程序性的权利，如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的权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的权利，进行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的权利，上诉的权利等。明确辩护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责任，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和促进辩护人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辩护人应当积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发现有办案机关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情形时，应当依法提出意见或者代理申诉、
    控告。
    需要说明的是，本条规定的辩护人的“责任”，是从辩护人的职责或者执业要求角度，主要是相对于其委托人或法律援助对象而规定的。根据本法的有关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因此，只要人民检察院或者自诉人提出的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依法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辩护人在诉讼中的工作，主要是对犯罪指控和人民检察院、自诉人的举证进行辩解和反驳，并不承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
    第三十六条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的职责和权限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从以下四个方面规定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的职责：
    1．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这里规定的“辩护律师”，是指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委托作为辩护人的律师。根据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因此，本条规定的主体仅限于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的第一项职责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这里所规定的法律帮助，是指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或者其他犯罪嫌疑人需要的法律帮助。其中提供法律咨询，主要是指帮助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法律规定，向犯罪嫌疑人解释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法律帮助不限于回答犯罪嫌疑人提出的法律问题，对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法律事务，不论其是否向辩护律师提出，辩护律师都有责任提供帮助，如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法制教育，教育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争取得到从轻处理，介绍有关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让其了解有关法律责任规定，讲解有关法律程序，告知其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等。
    2．辩护律师可以代理申诉、控告。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的第二项职责是“代理申诉、控告”。这里所规定的“代理申诉、控告”，主要是指代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行为等提出申诉、控告。代理申诉、控告是以犯罪嫌疑人的名义代为行使申诉、控告的权利，而不是律师本身的权利。因此，辩护律师代理申诉、控告，需经犯罪嫌疑人的委托。需要注意的是，本条是关于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的职责规定。根据本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辩护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责任的规定，辩护人在其他诉讼阶段也可以代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申诉、控告的权利。
    3．辩护律师可以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的第三项职责是“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即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辩护律师可以为其向有关司法机关申请予以变更，如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的，辩护律师可以申请将拘留、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被监视居住的，辩护律师可以申请将监视居住变更为取保候审等。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辩护律师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不需要经犯罪嫌疑人的委托。需要注意的是，本条是关于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的职责规定。根据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辩护人在其他诉讼阶段，也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同时，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4．辩护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的第四项职责是“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这里所规定的“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是指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有何种犯罪嫌疑，即侦查机关立案侦查的罪名，侦查机关应当告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主要是指向侦查机关了解案件的性质、案情的轻重以及对案件侦查的有关情况，包括有关证据情况等。在不影响侦查顺利进行的前提下，侦查机关应当尽量向辩护律师告知案件的有关情况。“提出意见”，主要是指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辩护律师在案件侦查终结前，有权要求侦查机关听取其意见，或者向侦查机关提出书面意见。提出意见既包括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提出意见，也包括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等提出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其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第三十七条 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
    监听。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人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改为两条，在本条中对辩护人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作了规定。
    本条共分五款。第一款是关于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的一般性规定。根据本款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规定辩护人可以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目的是为了方便辩护人听取犯罪嫌疑人对案件情况的介绍，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听取犯罪嫌疑人对案件应当如何辩护的意见，同时，辩护人也可以对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和进行法制教育等。根据本款规定，辩护律师与其他辩护人在行使这些权利时有一点明确的区别，就是辩护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后，除本条第四款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需经侦查机关许可外，对于其他犯罪案件和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均不需要经过许可，而其他辩护人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则需要经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许可。具体来说，其他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应当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在审判阶段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应当经人民法院许可。作这个区分，主要是考虑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指导，且一般与本案无其他利害关系，而其他辩护人则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是否能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需要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根据案情和辩护人的情况决定。许可与否的标准，一般地讲主要是看案件的情况，对于案件中同案犯都已归案，证据清楚、确实，犯罪嫌疑人也供认不讳的，应当让其他辩护人行使上述权利。只有对于让辩护人会见犯罪嫌疑人可能造成串供或者其他同案犯逃跑等情况的，才有必要限制，但这种限制不是都一律禁止，也可以是推迟会见、通信的时间。只要对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没有妨碍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就应当予以许可。
    第二款是关于辩护律师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要求和安排程序的规定。关于这一程序，本款共规定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向看守所提出会见的要求。看守所是专门的刑事羁押机关，负责羁押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2．辩护律师要求会见的，应当办理相应的会见手续，出示有关证件，主要是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其中对于当事人委托的辩护律师，需要出示的是“委托书”，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出具的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的委托文件；对于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辩护律师，需要出示的是由法律援助机构出具的“法律援助公函”。3．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一般来说，辩护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除了因侦查人员正在讯问、没有会见场所等特殊情况外，看守所应当立即安排会见，不得故意拖延安排，而且不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应当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安排。
    第三款是关于特定案件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需经侦查机关许可的规定。本款规定的辩护律师会见需经侦查许可的案件包括三类：
    1．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主要是指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2．恐怖活动犯罪。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的规定，是指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以及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构成犯罪的行为。包括组织、领导和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资助恐怖活动罪，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以及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为目的而实施的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破坏交通工具、破坏电力设备、劫持航空器等恐怖活动犯罪。3．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是指特别重大的国家工作人员犯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规定的贿赂犯罪。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贿赂犯罪，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都需经侦查机关许可。至于哪些犯罪属于“特别重大”的，可通过司法解释具体界定。根据本款规定，对于上述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侦查机关应当根据案情和侦查工作的进展情况，对辩护律师提出会见要求的，既可以立即许可会见，也可以经过一段时间后再许可会见，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不许可会见。本款还同时规定，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这样规定，主要是因为看守所不是负责案件侦查的部门，对于案件是否属于上述三类犯罪案件不一定清楚。根据这一规定，侦查机关在拘留、逮捕上述三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后，应当在送交看守所羁押的同时将这一情况通知看守所，在侦查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嫌上述三类案件时，也应当及时通知看守所。看守所接到通知后，对于上述三类案件，在辩护律师要求会见时，如果辩护律师没有得到侦查机关的许可，看守所不得安排会见。
    第四款是关于辩护律师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时的职责及会见不被监听的规定。关于辩护律师在会见时的职责，根据本款规定，辩护律师在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可以行使以下职责：1．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主要是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案件的陈述和辩解，判断其案件的性质和情节，从而确定辩护意见的主要方向。2．提供法律咨询，主要是指帮助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法律规定，向犯罪嫌疑人解释有关法律问题，让其了解有关法律责任规定，讲解有关法律程序，告知其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等。3．提供其他适当的法律帮助，如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其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是否需要代理申诉、控告，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法制教育，教育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争取得到从轻处理等。4．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为了更好地准备辩护，包括向人民检察院提出辩护意见和在法庭上行使辩护职能，进行质证等，辩护律师均需要对其查阅、摘抄、复制的有关证据材料及自行调查收集的有关证据材料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核实，以确定证据材料的可靠性。之所以规定辩护律师从审查起诉阶段才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主要是考虑这时案件已经侦查终结，案件事实已经查清，主要证据已经固定，辩护律师核实证据不致影响侦查活动的正常进行。除了辩护律师在会见时的职责以外，本款还吸收修订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明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如果侦查机关在律师会见时可以听到其谈话内容，就会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顾虑重重，不敢对律师讲案件的真实情况。为保障辩护权的充分行使，应当使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谈话在保密的状态下进行，其谈话内容不能为第三方知悉。根据本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包括有关机关不得派员在场，不得通过任何方式监听律师会见时的谈话内容，也不得对律师会见进行秘密录音。需要注意的是，本款规定并不禁止有关机关基于安全上的考虑，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过程进行必要的监视，但这种监视不能影响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谈话内容的保
    密性。
    第五款是关于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的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只对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了规定，对于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其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辩护律师可以随时与其会见。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适当调整了监视居住措施的定位，对监视居住的监督管理更加严格，如第七十五条中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第七十六条中规定，执行机关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因此，有必要对辩护律师如何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本款规定，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也就是说，辩护律师可以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以外，辩护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需经有关机关许可或者批准；辩护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第三十八条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人阅卷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改为两条，在本条中对辩护人阅卷作了规定。
    本条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辩护人阅卷的权利作了规定：1．辩护人有权阅卷的起始时间是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即辩护人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有权阅卷。2．辩护人阅卷的具体方法包括查阅、摘抄、复制。3．辩护人阅卷的范围是本案的案卷材料。即侦查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检察院移送人民法院的案卷中的各种材料，包括其中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犯罪情节轻重的所有证据材料、诉讼文书等。4．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具体来说，其他辩护人阅卷，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在审判阶段应当经人民法院许可。对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作不同的规定，主要是考虑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指导，且一般与本案无其他利害关系，而其他辩护人则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是否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需要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根据案情和辩护人的情况决定。许可与否的标准，一般地讲主要是看案件的情况，对于案件中同案犯都已归案，证据清楚、确实，犯罪嫌疑人也供认不讳的，应当让其他辩护人行使上述权利。只有对于让辩护人阅卷可能造成串供或者其他妨碍诉讼的情况的，才有必要限制，但这种限制不是都一律禁止，也可以是推迟阅卷的时间。只要对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没有妨碍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就应当予以许可。
    第三十九条 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人申请调取无罪或者罪轻证据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根据本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本条共规定了两种情形：1．辩护人认为在侦查期间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向公安机关调取。这里所规定的“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既包括某个单独的可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也包括某些相矛盾的证据材料中可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如一个案件中有多个目击证人，有的目击证人的证言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罪重的，有的目击证人的证言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再比如一个证人前后提供过多次证言，有的证言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罪重的，有的证言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这里所规定的“未提交”，是指公安机关因为未采信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将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放在案卷中并随案移送到人民检察院。2．辩护人在审判阶段认为在审查起诉期间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对于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这里所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收集”，主要是指人民检察院在自行侦查过程中收集证据的情形。这里所规定的“未提交”，是指人民检察院没有将自行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放在案卷中并随案移送到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对于与案件有关的全部证据，均应当全面、客观地放在案卷中并随案移送，以供下一个诉讼环节对这些证据再进行查证或者审查，在起诉意见书、起诉书或者判决中有时还要对一些不采信的重要证据材料作出说明。同时，对于辩护人申请调取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的，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充分考虑辩护人的要求，尊重辩护人的权利，对于可能存在辩护人申请调取证据的情形，影响案件处理的，应当予以调取；对于辩护人提出的申请没有根据或者与认定案件确实没有关联，决定不予调取的，应当向律师说明理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决定调取有关证据材料的，收集证据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不能以种种理由拒绝提供。
    第四十条 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人将有关无罪证据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根据本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这里所规定的“辩护人收集”，包括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向辩护人提供的有关证据材料，以及辩护人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的证据材料。“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是指当犯罪行为发生时，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在犯罪现场以外的其他地方，从而不可能在犯罪现场实施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在犯罪现场实施犯罪行为作为侦查方向，则很有可能形成错案，犯罪分子是另有其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是指对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犯罪案件，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不满十四周岁，对于其他犯罪案件，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不满十六周岁。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是不负刑事责任的，公安机关应当撤销案件，已移送审查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是指经过鉴定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的有关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也不负刑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精神病人造成危害结果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因此，对于犯罪嫌疑人属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如果符合强制医疗条件，公安机关在撤销刑事案件的同时，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发现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由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强制医疗的决定。这里规定的“及时告知”，是指辩护人收集到上述三类证据的，应当尽快将有关情况告知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直接将有关证据交给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从本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表述上看，本条主要适用于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收集到上述三类证据的情形。对于辩护人在审判阶段收集到上述三类证据的，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程序的规定，辩护人可以直接在法庭上出示，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证人出庭或者调取有关证据。
    第四十一条 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律师收集证据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辩护律师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的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是指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或者承担法律援助任务的律师，为了辩护的需要，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个人同意，向他们收集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罪重还是罪轻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和证人证言。本条规定的收集证据材料的权利仅限于律师，这是考虑调查、收集证据的工作涉及到被调查的公民的权利，律师是有组织，有职业纪律，并有法律约束的执业人员，而其他辩护人则可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父母、子女、亲友，如果赋予调查取证权，缺乏必要的约束，易造成对被调查的公民权利的侵害。“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是指辩护律师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收集证据被拒绝或者无法收集某项证据时，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依法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是指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向证人发出出庭作证通知。人民法院接受申请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第二款是关于辩护律师向被害人、被害人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证据程序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向被害人、被害人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证据，但必须受以下两方面条件的限制，一是要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的许可。即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应经人民检察院的许可，在审判阶段要经人民法院的许可。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是否许可，主要应当考虑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是否会给被害人或者有关人员造成伤害，是否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办理。二是要经被害人、被害人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之所以规定上述两方面的条件限制，主要是为了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被害人是刑事案件的直接受害者，不应当在刑事诉讼中再次受到伤害。
    第四十二条 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人或者其他人在刑事诉讼中禁止的行为和相应法律责任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三处修改：一是将义务主体修改为“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二是删去了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规定。三是增加规定了追究辩护人刑事责任程序的特别规定。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妨害作证和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参与刑事诉讼或与刑事诉讼有关系的辩护人和其他人，如果违反法律规定、职业道德，帮助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等，将会影响司法机关对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对案件的公正处理，本款对这些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本款规定的义务主体是“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包括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以及其他任何参与刑事诉讼或者和刑事诉讼有关系的人。本款共规定禁止了六种行为：1．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证据。这是指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证据隐藏起来。2．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毁灭证据。 “毁灭”是指将证据烧毁、涂抹、砸碎、撕碎、抛弃或者使用其他方法让其灭失或者不能再作为证据使用。3．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伪造证据。是指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制作虚假的物证、书证等，如补开假的单据、证明、涂改账目，甚至伪造是他人犯罪的物证、书证等。4．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是指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同案人或者证人建立“攻守同盟”，串通口径应对办案机关侦查。5．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是指采取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胁迫、以利益引诱等手段指使证人提供虚假证言，包括让了解案件情况的人不按照事实真相作证，以及让不了解案件情况的人提供虚假的证言。6．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是指其他影响司法机关诉讼活动正常进行，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行为。如利用权力给办案人员施加压力，威胁自诉人撤回自诉等。
    第二款是对违反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和追究辩护人伪证罪特别程序的规定。本款首先规定，对违反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即进行六种被禁止的活动的行为，应当追究法律责任。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于构成伪证罪等犯罪的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对于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应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追究行政责任，如依照律师法的有关规定取消律师执业资格，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等。本款对于追究辩护人伪证罪的特别规定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案件管辖，本款规定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这里所说的“辩护人涉嫌犯罪”，是指辩护人在履行辩护职责的过程中涉嫌有本条第一款的行为构成犯罪，而不包括辩护人涉嫌其他犯罪。“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是指侦查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不能再侦查辩护人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由异地的侦查机关进行侦查。具体来说，如果辩护人涉嫌有本条第一款的行为可能构成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的，则由异地的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可能构成行贿或者其他犯罪的，则由异地的人民检察院或者其他侦查机关办理。具体由哪一个侦查机关进行侦查，应当由上级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指定。这样的规定，有利于防止侦查机关滥用律师伪证罪的规定，随意对辩护人立案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使辩护人能更加放心大胆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二是规定追究辩护律师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这一规定只适用于被追究的辩护人是律师的情况。通知的主体是办理辩护律师犯罪案件的机关。通知的时间是在启动追究辩护律师刑事责任的程序之后“及时”通知。通知的对象是辩护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这样的规定，有利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辩护律师
    维护其合法权益，也便于有关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协会了解其律师涉案情况。
    第四十三条 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被告人拒绝辩护和另行委托辩护人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规定的权利主体是被告人，规定的诉讼阶段是审判过程中。本条规定了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两个方面的权利：1．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对于委托辩护而言，这就是终止委托。另外，被告人对于法律援助机构依照法律规定为他指派的辩护律师，也可以拒绝他继续为自己辩护。被告人拒绝辩护可能是认为辩护人的辩护对自己不利或者是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愿意自己进行辩护或者另行委托辩护人；也可能是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已经承认，不需要辩护人再为自己辩护等。2.被告人可以更换辩护人。即被告人认为辩护人辩护不力或不同意辩护人的辩护，可以拒绝辩护人为他辩护，再另行委托其他辩护人为他辩护。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对于被告人自愿拒绝辩护或者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的，应当准许并按照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四条 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代理人。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被害人等有关人员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被害人等有关人员自何时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下列人员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1．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2．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3．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所以规定被害人的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主要是考虑在公诉案件中，有的被害人已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可由其近亲属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规定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是考虑一些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是未成年人或无行为能力人，他们的一些权利，包括诉讼权利由其法定代理人代行。本款规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时间有两种情况：一是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就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二是自诉案件可以随时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括自诉人在起诉前委托诉讼代理人提起诉讼。本条中所说的“诉讼代理人”，是指接受被害人等的委托，参加刑事诉讼，代被害人等被代理人行使部分诉讼权利的诉讼参与人。他所行使的权利是法律规定由被害人等被代理人享有并授权他代行的诉讼权利，在被害人等被代理人的诉讼权利之外诉讼代理人不享有其他诉讼权利。诉讼代理人行使诉讼权利时，不得违背被代理人的意愿。
    第二款是关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在何期限内告知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等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在公诉案件中，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等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按照本法有关规定，三日期限自收到案件的第二日开始计算。在自诉案件中，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自诉人等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本款规定的“告知”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一项法定义务，被害人、自诉人等也根据本款规定因而享有被告知权，不告知或逾期告知等违反本款规定的行为，属于违背诉讼程序的行为，也是对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侵犯。
    第四十五条 委托诉讼代理人，参照本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担任诉讼代理人的人员范围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委托诉讼代理人，参照本法第三十二条关于委托辩护人的规定执行，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内容：
    1．委托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2．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律师；人民团体或者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等人员所在单位推荐的人；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等人员的监护人、亲友。
    3．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
    第四十六条 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律师的保密权利及其例外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规定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1．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本条规定的主体是“辩护律师”，即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担任辩护人的律师，以及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提供辩护法律援助的律师。本条规定的保密范围仅限于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包括辩护律师在接受委托、会见过程中了解到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也包括辩护律师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的与委托人有关的情况和信息。这些情况和信息必须与委托人有关，与委托人无关的其他人的情况和信息不在本条规定的保密范围以内。根据本条规定，辩护律师对上述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这种保密权利，意味着在法律上免除了辩护律师对上述情况和信息的举报作证义务。需要注意的是，辩护律师的这一权利不是绝对的，本条还规定了例外的情形。
    2．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这是关于辩护律师保密权利的例外规定。作这样的例外规定，是要在辩护律师的职业保障和公共利益之间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对于一些特别严重且正在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犯罪，进行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从而避免或者尽可能降低其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从社会价值和利益上讲，要超过对辩护律师保密权利的维护。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不仅不能主张其保密权利，而且有义务及时告知司法机关。这里所规定的辩护律师知悉的犯罪，不限于其委托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犯罪，还包括委托人以外的其他人。犯罪种类则只限于“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对于其他危害较轻的犯罪，辩护律师仍享有保密的权利。这里所规定的“司法机关”，是泛指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等。
    第四十七条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申诉控告及处理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规定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1．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申诉控告权。根据本条规定，这一权利的主体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其中的“辩护人”，是指本章中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的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以及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提供辩护法律援助的辩护律师。“诉讼代理人”，是指本章中规定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既包括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也包括依照本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委托其他人作为诉讼代理人。这里所规定的“工作人员”，是指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中从事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监管等职责的工作人员。由于人民检察院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依照本法第八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因此，本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也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
    2．人民检察院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申诉控告的处理程序。根据本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的，接到申诉或者控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在审查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有关机关和个人了解情况，进行核实。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发现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诉或者控告的情况属实，有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其工作人员确实有阻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情形的，应当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有关机关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对于工作人员阻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违反有关纪律的，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有徇私舞弊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章 证 据
    第四十八条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证据包括：
    （一）物证；
    （二）书证；
    （三）证人证言；
    （四）被害人陈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鉴定意见；
    （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证据的概念、种类，以及证据须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主要作了以下修改：一是修改了证据的概念。二是对证据种类的规定进行了补充和调整。
    本条分为三款。第一款是关于证据的概念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这一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证据是材料，包括物证、书证等客观性较强的材料和证言、供述等主观性较强的材料。2.证据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即证据与案件事实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性，可以用于揭示、推断案件事实。但某一证据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案件事实，需要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判断。3．证据既包括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材料，也包括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材料，既包括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的材料，也包括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轻或者可以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材料。
    第二款是关于证据的种类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证据包括以下
    八种：
    1．物证。是指与案件相关联，可以用于证明案件情况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情况的实物或者痕迹。如作案工具、现场遗留物、赃物、血迹、精斑、脚印等。
    2．书证。是指能够以其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的文字、图案等资料。如合同、账本、同案人之间有联络犯罪内容的书信等。1996年刑事诉讼法把书证和物证放在同一项中规定。考虑到书证和物证在性质和证明案件事实的方式上有明显区别，并参考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将物证、书证分作两项加以规定。
    3．证人证言。是指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就其了解的案件情况所作的
    陈述。
    4．被害人陈述。是指直接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就案件的情况所作的陈述。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案件情况所作的陈述，既包括承认自己有罪的人对自己犯罪情况的供述，也包括声称自己无罪或者罪轻的辩解。
    6．鉴定意见。是指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提出的书面意见。如法医鉴定报告、指纹鉴定报告、血迹鉴定报告等。鉴定的结果不是最终结论，仍然要经过司法机关结合全案情况和其他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查证属实之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项把这种证据的名称由“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相一致。
    7．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勘验、检查笔录是指侦查人员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等进行现场勘验、检查所作的记录。辨认笔录是指侦查人员让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证人对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文件、尸体、场所或者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所作的记录。侦查实验笔录是指侦查人员在必要的时候按照某一事件发生时的环境、条件，进行实验性重演的侦查活动形成的笔录。侦查机关依法进行其他侦查活动形成的笔录，也可以作为证据。
    8．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视听资料是指载有与案件相关内容的录像、录音材料等。电子数据是指与案件事实有关的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电子签名、访问记录等电子形式的证据。本项规定的两种证据，在内容上可能与前几项规定的证据有重合之处，如证人作证的录像，电子版的合
    同等。
    第三款是关于证据须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根据本条第一款的概念，证据只是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真实性还需要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只有证据本身是真实的，才能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虚假的证据会造成对案件认定的错误，所以本款明确地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证据使用的根本原则，违背这一原则就会出现错案、假案，放纵犯罪或者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查证”是指司法机关经过法定程序，对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等情况进行审查，并将某一证据所提供的情况与其他证据相互验证,去伪存真，从而确定证据是否真实。“作为定案的根据”是指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作出是否移送起诉、是否起诉等决定和判决、裁定的依据。
    第四十九条 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本条主旨】
    本条是对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承担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了关于举证责任承担的规定。
    本条区分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两种情况，对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作了规定。根据本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被告人是否有罪是刑事诉讼中的核心问题，也是人民检察院和自诉人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的最基本内容。
    举证责任是指诉讼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从理论上来说，举证责任一般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行为责任，也就是当事人提出证据对自己的主张加以证明，使诉讼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前进的责任；二是败诉责任，也就是因为不能提供证据或者提出的证据达不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导致自己的主张被法院认定不能成立的结果责任。一般来说，主张一方不能提出充分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法院应当认定其主张的事实不成立，也就是说，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要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在世界范围内，对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一般都规定由控方承担，这也符合诉讼规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这次修改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从这两个原则出发，人民检察院要求法院判决任何人有罪，就应当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规定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一方面是基于上述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只有在控方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刑事诉讼由人民检察院、自诉人提出，其主张被告人有罪，自然应由其对其主张予以证明。
    这里规定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举证责任，是从审判角度规定的。在诉讼中，收集证据的工作主要是由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实施的。根据本条的规定，无论在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中，人民检察院或者自诉人对被告人有罪的证明都必须达到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确实、充分的程度。相应来说，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便据以得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结论。
    司法实践中，要避免对举证责任理解上的偏差。对举证责任的承担，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总的来说，都是按照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来执行。但在少数案件中，有时在理解和具体执行上也存在一些分歧。比如，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中“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的表述就引起一些误解。有的司法实务人员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一些辩护理由，往往要求其自行调查取证。基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为了避免错误适用，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理解和适用本条的规定，要注意以下
    几点：
    一是规定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并不是要求检察院只提供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同时也是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要遵循客观公正原则，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还是无罪、罪轻的证据，都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所有证据综合判断，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
    二是不能否定法院客观全面审查证据的义务。为确保法院公正作出判决，人民法院不能只消极审查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证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也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三是规定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并不是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向司法机关提出证据。比如本法第三十九条就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第四十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还可以要求司法机关进行调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种提供证据的活动，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同时也是辩护人的职责，其目的主要是为反驳控方的指控，而不是为证明自己无罪。他们不行使这项权利，不能导致他有罪的法律后果。被告人提出了辩解材料或者证据，人民法院必须查证核实。
    第五十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依法收集证据和全面收集证据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修改，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
    本条规定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收集证据提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要求：
    1．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这种法定程序在本法有关章节中已有明确规定，如讯问犯罪嫌疑人，应由侦查人员二人进行；搜查时必须出示搜查证；证人笔录必须交本人核对；鉴定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等等。在收集证据中，司法工作人员不得违背这些程序规定。
    2．要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也就是收集证据必须要客观、全面，不能只收集一方面的证据。其中“收集”是指通过勘验、检查、搜查、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被害人、证人、鉴定、侦查实验等手段进行调查取证。
    3．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主要是指严禁刑讯逼供，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方式来获取证据。特别是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方式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供述人在迫于压力或被欺骗情况下提供的，虚假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不能仅凭此就作为定案根据，否则极易造成错案。其中，刑讯逼供既包括以暴力殴打犯罪嫌疑人以逼取口供，也包括以冻、饿、长时间不让睡眠等虐待方法逼取口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是对司法机关收集口供的原则性要求，是指不得以任何强迫手段迫使任何人认罪和提供证明自己有罪的证据。实践中，讯问犯罪嫌疑人，对其宣讲刑事政策，宣传法律关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轻处罚的规定，通过思想工作让犯罪嫌疑人交代罪行，争取从宽处理，不属于强迫犯罪嫌疑人证实自己有罪。
    4．要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件情况的人，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其中“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要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免除证人的恐惧心理，摆脱可能受到的威胁、损害，让证人可以讲述案件的真实情况；二是要分别询问证人；三是要全面听取供述、陈述或证词，不得引导证人作片面的证词，或者只听取、记录片面的口供、证词。
    5．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协助调查。这是指收集证据工作要依靠人民群众。其中“特殊情况”，主要是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人参与调查可能会透露案情，使未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逃跑，或者造成串供以及毁灭、隐匿证据等后果，另外，对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应知悉该国家秘密的人也不得参与调查。
    第五十一条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故意隐瞒事实真象的，应当追究
    责任。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提请批准逮捕书、起诉书、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是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提出的严格要求。提请批准逮捕书是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将犯罪嫌疑人进行较长时间羁押的法律文书，是人民检察院是否批准逮捕的主要根据。在检察院批捕过程中，一般不对案件的事实、证据进行新的调查，只是对提请批准逮捕书中所提供的事实、证据进行核实，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一旦提请批准逮捕书出现错误，就有可能造成犯罪嫌疑人长期被错误羁押。起诉书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控告犯罪的法律文书，提交起诉书，才有审判的开始，起诉书的内容直接关系到审判的方向、焦点，应当是非常严肃、严谨的，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判决书是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作出判决的法律文书，而事实则是一切判决的根据，如果判决书未忠实于事实真象，那必然导致判决的错误。所以本条强调这三种法律文书必须要忠实于事实真象。“忠实于事实真象”，是指要符合客观实际，要真实。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不得主观臆断，不得夸大一方面而缩小另一方面，甚至只反映事实的一个侧面。二是不得歪曲事实、捏造事实，故意隐瞒事实真象，使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或者使无罪的人受刑事追究。“故意隐瞒事实真象的，应当追究责任”，是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在提请批准逮捕书、起诉书、判决书中故意弄虚作假的，应当依法追究其责任。构成妨害作证、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应当依照公务员法、人民警察法、检察官法、法官法等规定予以处理。
    需要说明的是，本条规定的“事实真象”，应当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法定程序查明的案件真象。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规定，对于因收集程序不合法被依法予以排除的证据，不得作为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中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
    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等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的有关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两处修改：一是增加了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二是增加了对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的规定。
    本条分为四款。第一款是关于收集证据职权和提供证据义务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这是根据查明案件事实，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需要，法律赋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职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的具体程序和规范，本法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有关章节中作了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是指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依法向其收集、调取证据时，有义务向收集、调取证据的机关客观、真实地提供证据，包括交出真实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提供真实的证言等。“如实提供证据”，就是既不能隐瞒证物，不提供证言，又不能伪造证物，编造假的证言，而要实事求是。
    第二款是关于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行政执法”是指执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如工商、质检部门履行市场监管职责，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履行资本市场监管职责等。“查办案件”是指依法调查、处理行政违法、违纪案件。如工商部门查办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行政监察机关查办行政违纪案件等。本款规定涉及的证据材料范围是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实物证据，不包括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本款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是指这些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不需要刑事侦查机关再次履行取证手续。但这些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还需要根据本法的其他规定由侦查、检察、审判机关进行审查判断。经审查如果属于应当排除的或者不真实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款是关于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的规定。本款主要是对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要求。“国家秘密”是指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个人隐私”是指个人生活中不愿公开或不愿为他人知悉的秘密。国家秘密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商业秘密关系权利人的经济利益，隐私权是个人的重要人身权利。保密法、刑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保护作了规定。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在办案过程中接触到的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妥善保管，不得遗失、泄露，不得让不该知悉的人知悉。
    第四款是关于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必须受法律追究的规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决定办案机关是否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证据的虚假、藏匿和灭失，尤其是可作为定案根据的关键证据的虚假、藏匿和灭失，会对案件的办理造成严重的影响，乃至造成冤假错案。所以本款规定对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都要追究法律责任。“无论属于何方”，是指无论是执法人员，还是诉讼参与人，或是其他人，只要有这三种行为，都要受到法律追究。“受法律追究”，是指对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行为依法追究责任。构成伪证罪、包庇罪、滥用职权罪等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处分。
    第五十三条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和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主要作了一处修改：增加了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的规定。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规定。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证据，对于认定案件事实有着重要的意义，办案机关应当重视口供的收集。但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在供述时往往会考虑对自己是否有利，口供中就有可能掺杂虚假成分，甚至是完全虚假。另一方面，口供具有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变化。如果办案机关轻信甚至依赖口供，不重视其他证据的收集，很可能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翻供，就无证定案的局面，不利于打击犯罪和提高办案质量。而且依赖口供，就极易造成为获取口供不择手段，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本款规定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办案原则。“重证据”是指要重视一切证据的收集、认定，特别是口供以外的客观证据。“不轻信口供”是指不能不经核实，不经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就轻易相信口供。作为这一原则的具体化，本款还对两种特别情况下案件的处理作了明确规定。一是“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是指人民法院在判决案件中，对于仅仅有被告人有罪供述，而无其他证据印证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刑，也就是说不能仅凭口供定罪，即使定罪免刑也不行。这与一些国外只要被告人认罪就可以定罪判刑的规定是不同的，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被告人权利的充分保护。二是“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是指被告人不供述，但经法庭审理查证属实的其他证据确实、充分，可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也可以对被告人定罪、判刑。
    第二款是关于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的规定。本条和刑事诉讼法其他条文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都要适用本款规定的条件予以认定。根据本款的规定，认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三个条件：
    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是指作为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犯何种罪，决定是否对其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的依据的事实，包括构成某种犯罪的各项要件和影响量刑的各种情节，都有办案机关经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证明。这是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
    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是指经过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包括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增加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查证，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被认定属实。这一条件侧重认定证据“确实”的方面。
    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办案人员在每一证据均查证属实的基础上，经过对证据的综合审查，运用法律知识和逻辑、经验进行推理、判断，对认定的案件事实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认定的事实，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证据确实、充分”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但司法实践中，这一标准是否达到，还是要通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主观判断，以达到主客观相统一。只有对案件已经不存在合理的怀疑，形成内心确信，才能认定案件“证据确实、充分”。本条使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提法，并不是修改了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是从主观方面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含义，便于办案人员把握。
    第五十四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范围和办案机关排除非法证据义务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即哪些证据属于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有两类：
    第一类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即采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使当事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而不得不供述的行为，如殴打、电击、饿、冻、烤等。“等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当事人的强迫程度达到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使其不得不违背自己意愿陈述的方法。以本款规定的非法方法收集言词证据，严重侵犯当事人的人身权利，破坏司法公正，极易酿成冤假错案，是非法取证情节最严重的情形。本款对以上述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规定应当严格地予以排除。
    第二类是收集程序不符合法定程序的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包括不符合法律对于取证主体、取证手续、取证方法的规定，如由不具备办案资格的人员提取的物证，勘验笔录没有见证人签字的物证，未出示搜查证搜查取得的书证等。违法收集物证、书证的情况比较复杂，物证、书证本身是客观证据，取证程序的违法一般不影响证据的可信度。而且许多物证、书证具有唯一性，一旦被排除就不可能再次取得。大部分国家的法律对于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都没有规定绝对予以排除，而是区分情况作不同的处理。本条统筹考虑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要求，规定对于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才应当予以排除。“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是排除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的前提，是指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行为明显违法或者情节严重，可能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公正性、权威性以及司法的公信力产生严重的损害。“补正或者合理解释”的主体是收集证据的办案机关或者人员。“补正”是指对取证程序上的非实质性的瑕疵进行补救，如在缺少侦查人员签名的勘验、检查笔录上签名等。“合理解释”是指对取证程序的瑕疵作出符合逻辑的解释，如对书证副本复制时间作出解释等。根据本款规定，如果收集证据的机关或者人员对违法取证的情况作出了补正或者合理解释，审查证据的机关认为不影响证据使用的，该证据可以继续使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则应当予以排除。
    第二款是关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的规定。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都不得采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也都有维护司法公正和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职责。他们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已经收集的证据中有依法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都有义务加以排除。本款规定的“应当排除的证据”，是指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排除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根据本款的规定，依法被排除的证据，不得作为侦查机关起诉意见，检察机关起诉决定和审判机关判决中认定事实的依据。规定刑事诉讼每个阶段的办案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有利于尽早发现和排除非法证据，提高办案质量，维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
    第五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检察院对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和处理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首先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行为的调查权。人民检察院调查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线索来源，可以是当事人或者其他群众的报案、控告、举报，也可以是自己发现的线索。“报案”是指群众向检察机关报告侦查人员有非法取证的行为。“控告”是指权利受到非法取证行为侵害的当事人向检察机关告诉。“举报”是指当事人以外的其他知情人向检察机关检举、揭发侦查人员有非法取证的行为。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包括以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言词证据的行为和以非法搜查、非法扣押等非法方法收集实物证据的行为。根据本条规定，无论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是否严重到构成犯罪的程度，人民检察院都有权而且应当进行调查核实。调查核实的方法可以是询问有关当事人或者知情人，查阅、调取或者复制相关法律文书、案卷材料，对受害人进行伤情检查等。
    关于人民检察院对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线索进行调查后的处理，本条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纠正意见。纠正意见的内容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这种纠正意见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方式，侦查机关应当重视。对于非法取证情况属实的，应当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将纠正情况通报人民检察院，并根据本法规定对应当排除的非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二是对于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构成刑法规定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非法搜查、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犯罪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立案侦查，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启动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启动权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是启动调查的时间范围，是指从开庭审判到法庭辩论终结的过程。启动调查的权力属于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启动调查的条件是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包括非法收集言词证据和收集实物证据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形。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审判过程中发现的情况依职权启动调查，也可以在对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根据本条第二款规定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查后，决定启动调查。本款规定的调查程序，是专门针对公诉方提供的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的相对独立的法庭调查程序。
    第二款是关于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启动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调查程序的规定。非法取证行为首先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赋予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启动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调查程序的权利，有利于及时发现并排除非法证据，维护司法公正，符合保障人权的要求。根据本款规定，有权申请启动调查程序的主体是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根据本条第一款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他们从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到法庭辩论终结，都有权提出申请。本款对于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规定了条件，即申请人应当提供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线索”是指可说明存在非法取证情形，指引调查进行的信息，如曾在何时、何地被何人用何种方式刑讯逼供的回忆等。“材料”是可用于证明非法取证行为存在的材料，如血衣、伤痕、同监房人员的证言等。本款之所以规定提出申请应当提供线索或者材料，一方面是因为当事人是非法取证的亲历者，有条件向法庭提供有关线索或者材料以便进行调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滥用诉讼权利，随意提出申请，干扰庭审的正常进行。需要指出的是，本款规定对申请人提供线索或者材料的要求是较为宽松的，即有材料的应当提供材料，没有或者无法提供材料的，提供可供查证的线索。同时，提供线索或者材料只是对申请人提出申请的要求，一旦审判人员决定启动调查程序，根据本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仍然由人民检察院承担。对于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启动调查的，审判人员应当对申请及有关线索或者材料进行初步审查。经审查认为可能存在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的，应当根据第一款的规定启动调查程序；认为不可能存在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的，应当驳回申请。
    第五十七条 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和侦查人员等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举证责任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本法第四十九条也明确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人民检察院要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理应还要证明用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的证据具有合法性。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大多数都是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依法收集，并经过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的，人民检察院也有能力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因此本款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人民检察院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方法，可以是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羁押记录、体检记录，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提请法庭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如果人民检察院对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不能举证证明，或者举证之后仍然不能排除有采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本法第五十四条和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有关证据进行处理。
    第二款是关于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法庭调查程序中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规定。检察机关作为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举证责任的机关，在移送给人民法院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条件下，应当通过其他方式继续举证证明。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和了解证据收集情况的其他人员，作为取证过程的亲历者，最了解证据收集是否合法的情况。如果有关证据确系合法收集，由他们出庭说明有关情况，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是有力的证明。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没有明确规定。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明确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和程序。本款对特定情况下有关侦查人员和其他人员出庭说明证据收集的有关情况作了规定。
    根据本款规定，有关侦查人员和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前提是“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即公诉机关通过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录音录像、羁押记录、体检记录等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造成有关证据可能被认定为非法取得的证据而被排除。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是对人民检察院公诉工作的支持，体现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互相配合的原则，有利于惩治犯罪，与侦查机关工作的目的是一致的。出庭的人员范围是“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有关侦查人员”主要是指参与收集有关证据的侦查人员，如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侦查人员、提取物证的侦查人员等。“其他人员”是指了解证据收集情况的其他人员，如看守所民警、搜查时的见证人等。他们出庭“说明情况”，主要是向法庭说明收集证据的过程，便于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有关侦查人员和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两种情形，一是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由他们出庭说明情况的，可以提请人民法院发出通知，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由他们出庭说明情况的，也可以向他们发出通知。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二是有关侦查人员和其他人员主动要求出庭说明情况。如有关侦查人员出于责任心和维护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以实现追究惩治犯罪的目的，要求出庭驳斥被告人非法取证的指控。作为特定情况下证明取证合法性的手段，本条对有关侦查人员和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规定，是比较慎重、稳妥的，不会对侦查机关的工作造成大的困难和干扰。
    第五十八条 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后如何处理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规定的“经过法庭审理”，是指经过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规定的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法庭调查程序，审判人员就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问题审查了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之后。此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调查的结果，对取证合法性存在疑问的证据进行
    处理：
    1．确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的，包括确认存在非法收集言词证据的情形，和确认存在收集实物证据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形，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
    2．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的，即检察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证明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审判人员对是否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仍有疑问的情况。人民法院对有关证据也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
    3．如果经过法庭调查和人民检察院举证，法庭确认不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的，有关证据属于合法取得的证据，可以在对定罪量刑事实的法庭调查中使用，经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五十九条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证人证言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进行了几处文字调整，使条文表述更准确、简练。
    本条共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证人证言必须要经过法庭质证、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证人证言作为定案根据的必经程序。本条规定的这一必经程序有两个方面：1．证人提供的证言必须要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的质证。也就是说无论是公诉人、被害人一方提出的证人，还是被告人、辩护人一方提出的证人都要经过双方的质证。质证的方式包括控辩双方就证人提供证言的具体内容或者就本方想要了解的情况对证人进行提问，通过提问，让证人全面深入地陈述证词，暴露虚假或者不可靠的证言中的矛盾，便于法庭审查；还包括针对对方提出的证人证言中存在的疑点提出问题和意见，或者答复对方的疑问，提出反驳的意见。对于证人未出庭的，双方也应对宣读的证言笔录进行质证。2．证言要经查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查实”证言，主要是指在法庭调查中通过质证，确定证人具有举证资格，确定证言的收集程序合法，并运用全案的其他证据，包括物证、书证、其他证人的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进行综合分析，排除疑点，确认证言的可信性。在此过程中，审判人员始终要客观地倾听控辩双方的意见，才能正确认定证言。
    二是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应依法处理。其中“作伪证”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歪曲事实，没有提供案件的真实情况，如在行为、时间、重要情节等方面作虚假陈述；另一种是捏造事实，包括通过诬陷无罪的人有犯罪行为，或者为有罪的人开脱。“隐匿罪证”是指证人明知被告人有犯罪行为而故意隐瞒的行为，如证人在陈述斗殴过程时，明知张三在场，并参与殴斗，而故意不讲等。“依法处理”是指除不采用该证人证言外，对证人的行为构成伪证罪、包庇罪等犯罪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作证义务和证人资格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义务作证的规定。“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是指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犯罪行为发生，或者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或者亲耳听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对案情的叙述等，因而了解案件情况的人。这样的人有义务提供案件的真实情况，来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罪重还是罪轻。从新闻媒体或是道听途说知道案件情况，或是推测案件情况的人不属于本条所说的“知道案件情况”的人，不能作证人，也没有作证的义务。“作证的义务”，是指了解案情的人不得拒绝作证，应当如实地提供证言。证人应当亲自向司法机关作证，不能由他人代为作证，也不能对自己并不知道的案件事实作证。这是本法从惩治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目的出发，对知道案件情况的人规定的法定义务，每个公民都应当予以遵守。
    第二款是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并不是每个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可以作为证人，根据本条规定有以下三种情况的人不能作为证人：1．生理上有缺陷，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如色盲、弱视的人，在有些情况下就不能作为证人陈述犯罪的场面；2．精神上有缺陷，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如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期间对于事物、人物分辨不清，或不能作正确表述的。3．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是指因年龄小对案件中的人物、经过记忆不清，认定不明，或者表述不明白的。其中“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是以上三种情况最核心和决定性的条件。虽然属于生理、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但能够辨别是非、正确表达的，仍可以作证人。如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在未犯病期间，或虽年幼，但识别能力、表达能力均正常的人，可以作证人。在诉讼活动中，对证人是否具有作证的能力进行审查，对保证证据真实性具有重要
    意义。
    第六十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安全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安全的义务的规定。“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对于可能因作证处于危险之中的证人及其近亲属，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如及时拘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为证人保守秘密等。对于符合本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还应当采取该条规定的保护措施。司法机关应当将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安全的问题提高到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高度来认识，将其作为办案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证人的后顾之忧，促使他们积极作证。
    第二款是关于对威胁、侮辱、殴打、打击报复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在我国，对打击报复证人及其近亲属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是保护证人最重要的途径。根据本款规定，凡是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打击报复等，依照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犯罪情节定罪处刑。其中“威胁”是指以将要实行暴力或者其他非法行为进行恐吓。“侮辱”是指在公众场合公然以言词、行为对其人格、名誉进行诋毁、攻击。“殴打”是指以暴力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伤害。“打击报复”包括用多种手段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报复、迫害等。对于有上述行为，情节轻微，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行为人予以拘留或者罚款的处罚。本款的规定是保护证人诉讼权利的具体体现，也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安全的主要措施。
    第六十二条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对特定案件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分为三款。第一款是对特定案件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应当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可以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的案件范围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其中“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是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危害的案件，包括但不限于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是指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犯罪行为，以及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的犯罪行为，包括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组织或者恐怖活动人员实施的故意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资助恐怖活动犯罪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是指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及其成员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迫交易犯罪等。“毒品犯罪”，是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犯罪等。这几类犯罪都是涉及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安全，社会危害性大，证人、鉴定人、被害人遭受严重打击报复的危险高的犯罪。对于其他犯罪案件，如果其社会危害性和证人、鉴定人、被害人面临的危险和上述四种犯罪相当的，也可以采取本条规定的特别保护措施。特别保护措施保护的对象是案件的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采取保护措施的条件是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因为在诉讼中作证，包括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向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作证，本人或者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这种危险应当是现实的危险，办案机关应当根据危险的具体程度和实际情况，具体掌握是否有必要采取特别保护措施。办案机关可以主动决定采取保护措施，也可以应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依照本条第二款提出的请求采取保护措施。本款规定的特别保护措施有五项，办案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决定采取一项或者多项措施：
    1．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是指办案机关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对有关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包括在起诉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上使用化名等以代替真实的个人信息。
    2．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是指人民法院在有关人员出庭参与诉讼时，采取技术措施不使其外貌、声音等暴露给被告人、旁听人员等，但应当保证控辩双方质证的顺利进行。
    3．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是指办案机关采取措施、发布禁令，禁止可能实施打击报复的特定人员在一定期间内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4．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包括派警力保护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人身和住宅的安全。在极个别的情况，甚至可根据办案需要为其更换住宅、姓名等。
    5．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是指上述四项以外的，办案机关认为有必要采取的其他特别保护措施。
    第二款是关于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请求予以保护的规定。本款赋予了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在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时候，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的权利，以便更加有效地对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予以保护。收到请求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认真进行审查，对于符合第一款规定，确有危险的，应当决定采取第一款规定的一项或者多项保护
    措施。
    第三款是关于有关单位和个人对采取保护措施应当配合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第一款规定的保护措施，有时需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配合。如不公开证人的个人信息可能需要新闻媒体配合，禁止特定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可能需要基层群众组织的配合等。本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办案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使保护措施能够有效地起到必要的保护作用。
    第六十三条 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对证人的补助和证人所在单位不得克扣其福利待遇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对证人因作证支出的费用给予补助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对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办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给予补助。补助的范围是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如从证人居住地到司法机关所在地所必要的交通费用，异地作证期间住宿旅馆的费用等。证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因作证支出费用，都应当由该阶段的办案主管机关给予补助。补助的标准应当是根据实际支出情况适当予以补助，不宜定得太高，具体可由司法机关规定。本款还对补助所需经费的来源作了规定，即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确保补助的规定落到实处。司法机关在编制本单位业务经费预算时，应当列入证人补助所需经费。
    第二款是关于证人所在单位不得克扣其福利待遇的规定。证人配合司法机关作证，是履行法定义务，因此耽误工作不是旷工。根据本款规定，证人有工作单位的，其所在单位不得以证人作证耽误工作的原因，克扣或者以其他理由、方式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即作证期间的待遇应当与工作期间相同。这是证人所在单位支持证人作证，配合司法机关办案的责任。根据本条的规定，证人作证期间待遇不受影响，支出的费用又有补助，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第六章 强制措施
    第六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依法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本条中所说的“根据案件情况”，是指要根据案件本身的情况和办理案件、保证诉讼正常进行的需要来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采取强制措施，采取何种强制措施。“拘传”是指采用强制方式，包括使用戒具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带到指定地点进行讯问。本条未规定拘传的具体条件，实践中一般掌握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传唤拒不到案的；二是如不拘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逃跑或走漏消息的。这种强制手段只是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接受讯问或者审判。根据本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取保候审”是以保证人担保或者交纳保证金的形式来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传讯、审判时及时到案并且不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干扰证人作证的强制措施。被取保候审人可以在一定的区域里活动，但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监视居住”是指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在自己的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限于无固定住处和涉嫌特定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在传讯时及时到案，不得进行干扰证人作证等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并由公安机关予以监视的一种强制措施。关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本法其他条文对于它们的适用条件、期限，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人应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规定的处理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本条在执行中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对于根据案件情况，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符合本法规定的适用强制措施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及时采取强制措施，以保证诉讼的正常进行。但是对于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不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尽量不采取强制措施。因为强制措施是依法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手段，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未经判决确定有罪，存在无罪的可能，对于没有社会危险性并且不妨碍诉讼正常进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采取强制措施，可以避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不必要的限制。二是不得以拘传等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第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适用条件和执行机关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以下修改：一是删去有关监视居住的规定，二是增加规定两类可以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和适用条件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具体来讲，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人民检察院对于被审查起诉的和直接受理的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对于侦查的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有本款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可以取保候审，对于不采取强制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也可以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本款规定了四种可以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
    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管制是不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拘役的关押期限在六个月以下。可能独立适用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等附加刑的也都是较轻的罪行。可能判处这些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的罪行较轻，通常情况下，不羁押不会发生社会危险性。
    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本项作这样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有些人虽然涉嫌罪行比较严重，可能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其涉嫌的犯罪可能是过失犯罪，如交通肇事罪、玩忽职守罪等，有些虽然是故意犯罪，但主观恶性较小，如初犯、偶犯等。对这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也可以取保候审，无需进行羁押。这里所说的“社会危险性”主要是指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等情形。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社会危险性要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各方面情况综合考虑。通常应当根据其涉嫌犯罪行为的性质、社会危害、对所犯罪行的态度、本人的一贯表现、与所居住区域的联系等方面因素综合判断。在一般情况下，对涉嫌犯罪性质、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宜适用取保候审。
    3．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本项规定的情形又分三种情况，一是患有严重疾病，二是因为年老、残疾等原因生活不能自理，三是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有这三种情况，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本项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明确三类人员可以取保候审，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4．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羁押期限”包括本法有关条款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等期限。“尚未办结”包括需要继续侦查、审查起诉或者审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本项是作出衔接性的规定，使本款对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规定更加全面。
    第二款是关于取保候审执行机关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权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但根据本款规定，取保候审的执行机关只有一个，这就是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采取的取保候审措施，都应当由公安机关执行。本款这样规定，主要考虑到公安机关在基层普遍设有派出机构，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也有紧密的联系，并且有执行拘留、逮捕的权力。由公安机关执行取保候审，便于加强对被取保候审人的监督和考察，一旦发现违反规定或者不应当取保候审的情形，可以及时依法处理。
    第六十六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被取保候审的人应当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这里所说的“保证人”，是指以自己的人格和信誉担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羁押，允许其留在社会上生活、工作，保证遵守取保候审规定的公民。对于保证人的条件，本法第六十七条作了规定。“保证金”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纳的保证遵守取保候审规定的金钱。对于保证金的具体数额，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但本法第七十条规定了取保候审决定机关确定保证金数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这两种保证措施的目的，都是担保被取保候审人遵守取保候审的规定，体现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约束力，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根据有关规定，取保候审决定机关不能要求被取保候审的人同时提供保证人和交纳保证金。
    第六十七条 保证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与本案无牵连；
    （二）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
    （三）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
    （四）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取保候审保证人条件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的规定，保证人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1．与本案无牵连。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嫌的案件没有任何牵连。保证人不能是本案的同案犯，也不能是本案的证人，不能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否则，难以保证其有效地履行保证义务。
    2．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这包括保证人必须达到一定年龄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对被保证人有一定影响力，以及身体状况能使他完成监督被保证人行为的任务等。如果保证人说的话被保证人根本不听，保证人卧病在床对被保证人是否遵守取保候审义务无力监督、督促，或者保证人长期在外经商对被保证人的行为无暇顾及等等，都不能认为“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因此，是否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需要综合判断，而绝不能仅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保证人本人的说法来认定。
    3．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是指保证人在为被取保候审人承担保证义务时，他本人并没有因为违法犯罪行为而被剥夺政治权利或限制人身自由。享有政治权利，是指享有下列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等。如果以上权利未被剥夺，即可认为“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是指保证人未受到任何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处罚，未被采取任何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行政强制措施，未受到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具体讲，包括保证人未被判处徒刑、拘役、管制等刑罚，未被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未被劳动教养，未受到治安拘留等处罚。法律规定保证人既要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又未受到限制。只有这样，保证人才有可能履行好保证义务。
    4．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是指保证人有自己常住的居所和稳定的经济收入。保证人有固定的住处，便于保持他与司法机关之间的联系；有固定的收入，是考虑其作为保证人承担义务的可行性。
    只有同时具备本条规定的上述四个条件的人，才有资格担任保证人。
    第六十八条 保证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监督被保证人遵守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
    （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
    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取保候审保证人的义务和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以下修改：一是对本条中引用的条文序号作了调整，二是将第二款中保证人“未及时报告”修改为“未履行保证义务”。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保证人应当履行的义务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保证人的义务有两项：第一，监督被保证人遵守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包括遵守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的各项规定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依据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责令被保证人遵守的一项或者多项规定。保证人应当积极履行义务，采用各种方式对被保证人遵守法律规定的情况进行了解和监督。第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即保证人在履行保证义务过程中，如果发现被保证人有违反规定的企图，可能发生违反规定的行为，或者发现被保证人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义务的，应当毫不拖延地、尽快地向执行机关报告，这样，才称得上“及时”。这里的“执行机关”是指公安机关。
    第二款是对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对保证人有帮助被保证人逃避侦查、审判、串供、毁灭、伪造证据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是对保证人进行处罚的前提。“未履行保证义务”是指未履行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保证义务，包括未认真对被保证人遵守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进行监督，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时未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根据有关规定，对保证人的罚款，由取保候审的执行机关，即公安机关决定。对保证人处以罚款的数额，法律没有规定，实践中应由执行机关根据被保证人违法情况的严重程度、责任大小及其经济状况来确定。
    第六十九条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
    （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
    （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两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
    逮捕。
    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哪些规定以及违反取保候审规定应当如何处理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四款。第一款规定了被取保候审人应当遵守的一般要求。
    根据本款规定，所有被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应当遵守以下五项规定：
    第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根据本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本条所规定的“执行机关”，是指公安机关，以及履行侦查职责的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这里所说的“市”，是指直辖市、设区的市的城市市区和县级市的辖区，在设区的同一市内跨区活动的，不属于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法律作这样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件没有终结以前，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随时有可能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讯问、核实证据、对案件开庭审理等等。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规定被取保候审人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是非常必要的。应当注意的是，如果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的取保候审，在执行期间犯罪嫌疑人申请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公安机关应当征得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同意。
    第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为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刑事诉讼法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了未经许可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和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等要求，为保障执行机关进行监督管理，便于司法机关传讯，对于自己的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应当如实报告给司法机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员流动性加强，人们的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时有变动。对于这种变动，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在变动后二十四小时内向执行机关报告。应当注意的是，这种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的变动，不需要经过执行机关的批准。但是，如果变动后的住址、工作单位不在其原来所居住的市、县之内，因为变动要离开原来所居住的市、县，这种变动，就需要先经执行机关批准。对于住址、工作单位离开原来所居住的市、县，办案机关认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宜再取保候审的，可以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保障诉讼的顺利
    进行。
    第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不在押，因此，司法机关多用传讯方式通知他们到案，被取保候审人在接到传讯后应当及时到案，才能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这里所说的“到案”，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据司法机关的要求，主动到司法机关或者其指定的地点接受讯问、审判等。
    第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被取保候审人不得以口头、书面或者其他形式威胁、恫吓、引诱、收买证人不作证或者不如实作证。
    第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这里所说的“毁灭”证据，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推脱自己责任，逃避追究，采取积极行动隐匿证据，阻碍侦查机关侦查的行为，包括销毁已经存在的证据，或者将证据转移隐藏的行为等。“伪造”证据，包括制造假的证据、对证据进行变造等改变证据特征和所包含的信息的行为。“串供”，是指被取保候审人利用自己未被羁押的便利条件与其他同案犯建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等。
    第二款是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的规定。根据近些年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根据当事人涉嫌犯罪的危害、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程度，以及其认识能力、行为倾向、特殊身份等个人情况等等，有针对性地使用个别化的强制措施，从而更有效地防止出现社会危险性，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保护社会安全，同时减少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等权利的不必要的限制或者剥夺。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的规定作了修改，增加规定了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有选择地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的规定。
    第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特定的场所，是指根据犯罪的性质及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倾向、心理状态等，可能会对这一场所正常的生产、生活或者学习造成不利影响，比如引起恐慌等，或者导致犯罪嫌疑人因为场景刺激而再次犯罪的地点。比如禁止猥亵儿童犯罪、毒品犯罪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入学校、医院等场所；禁止盗窃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入商场、车站等大型人员密集型场所；禁止进入犯罪现场等可能与被指控的犯罪有关的场所或者地点，防止毁坏现场、毁弃证据等行为的发
    生等。
    第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这里的“特定人员”，一般是指案件的被害人、同案犯、证人、鉴定人等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这些人员会见或者通信，有可能会造成串供、威胁引诱欺骗证人、打击报复被害人或者证人等，从而影响诉讼的顺利进行。
    第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一般是指禁止从事与其被指控的犯罪有关的活动。这些特定的活动，或者是与被指控的犯罪为一类或者相似的行为，可能会引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新的犯意，或者可能对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不利影响。比如，对于涉嫌证券犯罪的，禁止从事证券交易；对于涉嫌贩毒、吸毒的，禁止从事医药卫生工作中接触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的活动；对于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的，禁止参加与儿童接触的教学活动等。
    第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交通日益发达，人员流动日益频繁，人们的活动范围和交往领域日益扩大。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犯罪或对中国公民犯罪的情况也日益增多，对这些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有必要限制或者防止其离境，以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和刑罚得到执行。这些情况下，除了要求其遵守“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等一般规定外，还有必要采取一定措施限制其逃脱监管的交通、通行等便利条件。这里规定的“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是指出入（中）国国（边）境需要的证件，包括护照、海员证、签证等能够证明其身份以及允许进出中国的证件，港澳通行证、台胞证等允许进出大陆内地的证件，交通运输管理部门颁发的允许驾驶机动车（船）的驾驶证等证件。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将身份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主要是考虑到刑事诉讼法允许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在其居住的市、县活动，不收缴其身份证件是为保障其生活、工作所需。这与居民身份证法关于扣押居民身份证的规定是一致的。根据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证。但是，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执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情形除外。
    应当注意的是“特定”的确定。由于实践中情况比较复杂，难以在法律中作出详尽规定，需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个案中犯罪的性质、情节，行为人犯罪的原因和个人的行为倾向、心理状态，维护社会秩序、保护被害人免遭再次侵害、预防行为人再次犯罪的需要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周边的社会环境等具体情况决定。对于是否要求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本款规定，要求其遵守本款哪几项规定，以及特定场所、人员、活动的范围，也要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预防犯罪的需要综合考虑，逐案、逐人裁量决定。可能有的案件采用，有的案件不采用，同一案件中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用，有的就不采用。可以只涉及一个方面的事项，如只禁止从事特定活动，也可以同时涉及三个方面的事项，即同时禁止其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场所，接触特定的人员。选择要有针对性，在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维护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尽量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工作、生活、学习造成的影响降低。不能为了工作便利，要求所有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遵守本条第二款的所有规定，也不能随意扩大特定场所、人员和活动的范围。由于法律规定比较原则，为了指导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准确适用该法律规定，维护法制统一，在必要的时候，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和有关规定的方式，就禁止的具体内容、范围等作出进一步细化规定。
    第三款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规定如何处理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如果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这里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是2012年3月修改刑事诉讼法时，针对实践中对于违反取保候审规定应当没收保证金的数额不确定，有些执行机关不区分情况一律全部没收保证金的问题新增加的规定，有利于执行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适当的没收数额。具体应当没收的数额，是没收全部还是部分保证金，应当根据其违反规定的情节及严重程度决定，不能不分情况，一概简单采取没收全部保证金的方式。另外，还应根据不同情形分别作以下处罚：（1）对于违法情节较轻，不需要逮捕，允许再次取保候审的，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或者提出保证人；（2）对于违法情节比较严重，不允许再取保候审的，应当采取监视居住或者予以逮捕。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违反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取保候审结束时，应当将保证金退还本人。
    第四款是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先行拘留的规定。在实践中，对于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其遵守取保候审规定的情况来看，取保候审已经不能保证诉讼顺利进行，只能采取更严厉的强制措施。但逮捕要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需要一定的时间，由于原刑事诉讼法对在批准逮捕之前是否可以采取先行拘留措施规定不明确，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实施危害社会安全、逃避刑事追究、阻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行为，2012年3月修改刑事诉讼法，针对这一情况增加了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先行拘留的规定。对于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先行拘留的，应当根据本法关于拘留的有关规定作出决定，由公安机关按照本法规定的程序
    执行。
    对于这次修改新增加的规定，有关司法机关要在充分认识其意义和正确理解其要求的含义的前提下，正确执行。1979年刑事诉讼法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哪些规定没作规定，被取保候审人对自己有哪些义务不清楚，执行机关和所在单位无法监督，一旦被取保往往就处于无人过问的状况，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及时到案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处理往往于法无据。针对这些问题，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取保候审应当遵守的规定以及保证金的没收和退还等作了明确规定。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员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强，科技的发展和犯罪形势的变化也导致一些传统的措施不能有效保障取保候审的效果，需要作出适当调整，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追究法律责任，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进一步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也要求对强制措施的种类和强度做出必要的限制，以确保在尚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定刑罚的情况下，尽量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生产、生活的影响降低。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的规定作了修改：在应当遵守的一般规定中增加了“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的规定。
    第七十条 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应当综合考虑保证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需要，被取保候审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的性质、情节，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被取保候审人的经济状况等情况，确定保证金的数额。
    提供保证金的人应当将保证金存入执行机关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如何确定保证金数额以及交纳保证金具体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如何确定取保候审保证金数额的规定。
    要求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纳一定的保证金，是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取保候审有关规定，防止发生社会危险，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对于保证金的收取，应当从保证金的作用出发，根据适度原则确定保证金的数额，既要足以起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约束作用，以防止在刑事诉讼期间发生社会危险，保障顺利进行刑事诉讼，又要使保证金的数额适度，不能要求交纳畸高数额的保证金。1996年刑事诉讼法确定了保证金制度，但是对于保证金数额的标准以及交纳保证金的具体程序并没有明确规定。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和条件，实践中有的案件确定的保证金数额较低，缺乏足够的约束力，有些被取保候审人借机弃保潜逃，导致公检法机关不愿意使用取保候审。也有的地方公检法机关在执行中收取过高的保证金，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庭造成不应有的负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愿交纳或者无力缴纳，这些都影响了取保候审措施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导致有的办案机关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不得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较多采取羁押措施，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羁押在实践中使用的比例。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对确定保证金数额的原则和依据作了规定。
    根据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机关在确定保证金数额时，应当综合考虑保证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需要，被取保候审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的性质、情节，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被取保候审人的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因素。保证金能否起到足够的约束作用，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一是取决于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没收保证金和逃避、妨碍诉讼之间进行的利害比较，保证金的数额要能够切实保障诉讼活动正常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逃避追究的意图，压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冲动。二是取决于被取保候审人的社会危险性，也就是实施一定的行为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的可能。这都要根据其已经实施犯罪的性质，个人性格、价值观及心理倾向等综合考虑。一般来说，社会危险性越大，保证金的数额应当越高。如果保证金数额过低，则无法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对于保证金无法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应当采取拘留、逮捕等措施。
    其次，从司法公正出发，保证金的数额还要考虑案件的性质、情节，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等情节。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一样，当事人在刑事程序中所受到的刑事处遇也应当与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相称，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也与国际司法准则的一般要求相一致。如果对较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定过低的保证金数额，则有可能刺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弃保潜逃的侥幸心理，不足以约束犯罪分子；如果对较轻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定过高的保证金数额，则容易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法律和社会的抵触心理，使当事人及其亲友，甚至社会公众产生司法不公正的感受，影响刑事诉讼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保证金的数额一般应当与其所犯罪行的性质、情节以及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等相称。
    另外，不同经济能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没收保证金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同，即使社会危险性、犯罪性质、情节等因素基本相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为经济能力不同，其遵守有关规定的心理倾向也会产生差异。一般来说，同等数额的保证金，对于经济能力较差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产生更好的约束效果。因此，保证金数额还要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经济状况，确定与其经济能力相称的数额标准。
    本条并没有规定保证金的具体数额。对保证金的具体数额，由办案机关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确定，也就是赋予办案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过程中，有的意见提出，为了防止办案机关滥用这一规定，建议对保证金规定明确的数额范围。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均衡的特点，东西部收入差距很大，保证金的具体数额，需要考虑与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相适应，很难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一个大致相同的标准。对于这一问题，可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实践经验，必要的时候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根据情况制定司法解释或者具有指导性的规章制度。
    第二款是关于将保证金直接存入执行机关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的规定。对于交纳保证金的程序，1996年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一般是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保证金交给执行机关，再由执行机关存入银行专门账户。这对保证金的收取、管理和没收的执行都造成影响。实践中甚至出现个别执行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截留、坐支、私分、挪用或者侵吞保证金，或者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结束后拒绝退还保证金的情况。近些年，为了加强保证金的管理，防止违反规定处理保证金等情况的出现，司法实践部门根据国家财经管理制度，采取了在银行开立专门的取保候审保证金账户，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照执行机关要求将保证金存入专门账户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实践作法的有益经验，规定由提供保证金的人将保证金直接存入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提供保证金的人”是指交纳保证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拘留、逮捕无法亲自交纳保证金而接受委托代其交纳保证金的人。“执行机关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是指执行机关在银行开立的专门用来收取取保候审保证金的专用账户。根据本款的规定，办案机关在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并确定保证金的金额后，应当将决定书送达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提供保证金的人根据取保候审决定书上确定的保证金数额，直接将保证金存入取保候审保证金专用账户，银行直接开具有关凭证，而不需要先交给执行机关。
    第七十一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凭解除取保候审的通知或者有关法律文书到银行领取退还的保证金。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应当退还保证金的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对领取取保候审保证金手续的规定。
    根据本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凭解除取保候审的通知或者有关法律文书到银行领取退还的保证金。取保候审是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强制措施，本身不涉及案件的实体问题，因此，无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都应当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遵守本法关于取保候审应当遵守的规定为标准，决定是否应当退还保证金。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过程中没有违反本法关于取保候审应当遵守的规定，即使最终被判决有罪，有关机关也应当在取保候审结束后退还保证金。对于违反规定的，也应当根据其违反规定的情节及严重程度，决定没收全部或者部分保证金，不能不分情况，一概简单采取没收全部保证金的方式。
    对于如何退还保证金，1996年刑事诉讼法已经作了规定，但对领取退还的保证金的手续和凭证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为了具体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退还保证金的规定，有关机关和部门也作了一系列补充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结束，没有违反有关规定的情况下，有关机关要作出决定，签发退还保证金决定书，在解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同时，将保证金如数退还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退还保证金决定书上签名或者捺指印。但在执行中，也曾存在个别办案机关或者办案人员由于利益驱动，故意刁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签发退还保证金决定书，或者采取相互推诿、拒绝会见等各种方式，变相不签发退还保证金决定书，导致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无法领取保证金的情况。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益，2012年3月修改刑事诉讼法，对领取退还的保证金的方式作了修改，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凭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或者有关法律文书领取退还的取保候审保证金。
    根据本条的规定，取保候审保证金应当在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退还。在取保候审结束时，执行机关应当出具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恢复人身自由，领取退还的保证金的凭证。对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解除取保候审的，也应当通知执行机关，发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以及他们委托的人可以凭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直接到银行领取退还的保证金。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的案件，在移送审查起诉或者移送起诉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决定的取保候审相应结束，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和刑事诉讼的需要，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或者决定将取保候审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受案机关作出继续取保候审决定的，原来缴纳的保证金仍然可以继续作为保证金。变更保证方式，不再采取保证金方式的，也要退还其保证金。这种情况下虽然不需要办理解除手续，但也应当发给变更保证方式的决定，作为其领取退还的保证金的凭证。另外，在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或者人民法院对案件经过审理作出无罪判决后对被告人予以释放的，或者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为了执行刑罚而将被取保候审的被告人收押的，原取保候审措施也相应结束。在决定机关将取保候审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后，应当立即解除原取保候审，执行机关应当及时书面通知被取保候审人、保证人。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更了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或者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没有违反相关决定的，决定机关也应当将取保候审保证金退还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这些情况下，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或者提供保证金的人凭变更强制措施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判决书等有关法律文书到银行要求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的，银行也应当予以退还。银行在办理退还保证金手续时，对于领取保证金的人提出了解除取保候审通知或者有关法律文书的，应当依照规定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得拒绝。
    第七十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
    （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
    （四）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
    （五）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监视居住的条件和执行机关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了本条规定，重新定位了监视居住的性质，将监视居住规定为逮捕的替代措施。
    本条分为三款。第一款是关于监视居住条件的规定。采取监视居住措施要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符合逮捕条件。也就是说，对于可以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是符合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一规定，明确了监视居住作为逮捕替代措施的性质。有关部门在适用监视居住措施的时候，首先应当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逮捕条件。
    第二，必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本款主要规定了五种情形：
    （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这里所说的“患有严重疾病”，主要是指病情严重，生命垂危、在羁押场所内容易导致传染、羁押场所的医疗条件无法治疗该种疾病需要出外就医、确需家属照料生活等情况。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从有利于这类病人治疗和生活出发，在不妨碍诉讼顺利进行的情况下，规定了可以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生活不能自理”，是指因年老、严重残疾等导致丧失行动能力，无法自己照料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他人照料的情形。这种情况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不能照料自己生活，同样一般也无法再实施妨碍诉讼，危害社会的行为。对这两类人规定可以监视居住，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回到社会上或家庭中，尽量获得更好的医治和照顾，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妇女在怀孕后，生理、心理会发生变化，行动不便等也减弱了其妨碍诉讼，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能力，胎儿的正常发育也需要不同于一般人的照顾和医疗措施。刚出生的婴儿需要母乳喂养，初期的成长环境也会对其人生具有非常重大的塑造作用。为了有利于胎儿、婴儿的发育、成长，规定对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监视居住，让她们及婴儿回到社会上或家庭中，得到更好的医疗和照顾，是人道主义精神的要求，有利于刑事诉讼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扶养是指家庭成员以及亲属之间依据法律所进行的共同生活、互相照顾、互相帮助的权利和义务。这里所说的“扶养”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包括养父母子女以及具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以及配偶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扶养。另外，我国继承法规定，丧偶的儿媳、女婿对公婆、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在继承的时候应当分给适当的遗产份额。这种情况也是我国法律规定的法律上的扶养关系。本条规定的适用监视居住，一是要求被扶养人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比如因为疾病、残疾、年老丧失生活能力或者行动能力、年幼等无法照顾自己基本生活的情况。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该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即除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外，没有其他人对该生活不能自理的人负有法律上的抚养义务。这一规定是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为了维系基本的社会家庭伦理关系，维护司法权威，维护社会和谐所作的规定。
    （四）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案件的特殊情况”一般是指案件的性质、情节等表明虽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逮捕条件，但是采取更为轻缓的强制措施不致发生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社会危险性，或者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能够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的情形。比如，因长期受迫害所引发的杀人、伤害案件，引起社会同情，且现实危险性较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悔罪赎罪态度明确积极，得到被害人、社会谅解的案件等。“办理案件的需要”是从有利于继续侦查犯罪，或者诉讼活动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出发，对本来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比如，为抓获可能与其联系的同案犯、防止其他犯罪嫌疑人因为与其无法联系而潜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采取羁押措施，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有利的。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逮捕条件，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存在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社会危险，这导致办案机关对其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时会面临一定的风险。因此，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确定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是否“更为适宜”的时候，要结合案件的性质、情节，可能存在的风险等，综合各方面因素慎重考虑。
    （五）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这里规定的“羁押期限”，是指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的期限。如果案件在法定羁押期限届满不能办结的，对于还需要继续侦查、审查核实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或者审理，又有社会危险性，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根据本条的规定采取监视居住措施。这样规定，有利于督促司法机关抓紧时间办案，减少久拖不决的案件数量，有助于解决超期羁押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这里规定“可以”采取监视居住措施，而不是“应当”、“必须”，是考虑到让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对于有些尽管符合本条规定的情况，但可能具有很大的社会危险性的，也可不采取监视居住措施而予以逮捕。
    第二款是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规定。对于本款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由于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因此无法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如果不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又没有任何约束，很难保证其不发生社会危险性。从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维护社会秩序出发，本条增加了这一规定。
    第三款是关于监视居住执行机关的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有权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监视居住，但执行机关只有一个，这就是公安机关。法律这样规定，一是考虑到公安机关在各个区域都设有派出机构，同时公安机关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也有紧密的联系，并且有拘留、执行逮捕的权力，一旦发现违反规定者或者不该监视居住者，也可以及时依法处理，因此，公安机关执行便于加强对被监视居住人的监督和考察。二是根据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对于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和执行权，一般都要分离，这是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地决定和采取监视居住措施。三是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公诉和法律监督机关，从有利于客观公正处理案件，维护司法的公正和权威出发，不宜由其直接在社会上从事这些活动，对于其决定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还是由公安机关执行较为适宜。
    第七十三条 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场所、通知家属、委托辩护人、法律监督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了本条规定。一是将无固定住所之外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形作了严格限制；二是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三是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其家属；四是对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作了规定；五是对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作了规定。
    本条分为四款。第一款是关于监视居住执行处所的规定。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所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根据这一规定，只能对无固定住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措施；没有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处所、通知家属、委托律师等做出更具体细致的规定。实践中办案机关较少采用监视居住措施，有的情况下采取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监视居住的办法，规避有关监视居住的规定，实际上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相羁押，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护。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处所、通知家属、委托律师以及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作了规定。
    根据本款的规定，监视居住主要有两种执行场所：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和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应当在其住处执行。这里规定的“住处”，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市、县内学习、生活、工作的合法住所。对于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的，本款规定限于两种情形，一是没有固定住所的，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市、县内没有合法住所的；二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的情形。对于第二种情形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符合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即本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符合逮捕条件，且有下列情形：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的。对于符合逮捕条件但不具有上述情形，应当采取逮捕措施，不得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代替逮捕。2．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这三种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具有重大危害，这类犯罪中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顽固的犯罪动机和冲动，从其组织、策划到实施与一般犯罪有很大的区别，采取一般的监视居住措施，很难防止其继续实施犯罪和破坏刑事诉讼的进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作为对偶性犯罪，存在行贿人和受贿人双方，串供、建立攻守同盟等是这类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较常见的对抗侦查，逃避刑事追究的方式之一，也要采取措施切实防止这种妨碍诉讼进行的情形发生。3．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是指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进行更深入侦查，但是在住处执行可能会导致犯罪嫌疑人面临人身危险的，或者在住处执行可能引起同案犯警觉，导致同案犯潜逃或者转移、隐匿、销毁罪证的等情形。应当注意的是，对这三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监视居住的例外规定，如果这些案件可以在住处执行监视居住的，应当首先考虑在住处执行。4．应当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根据本条规定，这三类案件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要经上一级检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批准。对于不符合上述条件的这三类案件，不能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另外，无论对于因为无固定住所还是对于因为三类特殊案件而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本法都明确规定不得在看守所、行政拘留所、留置室等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或者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其他工作场所执行。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办案机关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弄成变相的羁押，规避本法关于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及时送看守所关押，讯问必须在看守所进行等方面的规定，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第二款是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通知家属的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通知家属的问题未作规定。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和侦查机关打击犯罪能力的不断提高，应当对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作出规定。根据本条规定，对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这里规定的“无法通知”是指犯罪嫌疑人没有家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家庭住址、通讯方式无法查找或者根据其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不上，以及因为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事由造成通讯、交通中断等无法通知的情形。
    应当注意的是，根据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应当对其身份进行调查，并且不得停止对其犯罪行为的侦查取证。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确实无法查明其身份的，也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起诉、审判。因此，对于身份、住址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首先调查其身份，不能不经调查就直接以“无法通知”为由不通知家属。无法通知的情形消失以后，也应当立即通知其家属。这些修改，都体现了中国民主法制和保护人权的进步，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进一步保护。
    第三款是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规定。本法第三十三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以及办案机关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义务等作了规定。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根据本条委托辩护人，也可以由其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办案机关也应当根据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
    要求。
    第四款是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法性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根据宪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我国重要的司法制度，是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一项重要的职权。为确保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依法执行，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这种监督，不仅包括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决定和采取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也包括在检察机关内部，侦查监督部门对负责自侦案件的部门所决定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
    第七十四条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折抵刑期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一是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折抵刑期做了明确规定。我国刑法对拘留、逮捕的期限折抵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刑期作了规定，主要是考虑，拘留、逮捕作为保障诉讼顺利进行而采取的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本身不属于刑罚处罚，因此，在判处刑罚之前对罪犯人身自由的先期剥夺或者限制，应当在其承担的刑罚中予以折抵。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考虑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虽然不属于羁押措施，但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剥夺的程度比一般的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更强，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次修改规定了这一
    内容。
    二是明确了折抵的标准。根据本条的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日折抵管制一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二日折抵拘役、有期徒刑一日。这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本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限制和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方式、程度与拘留、逮捕等羁押措施不同，在强制措施执行中的处遇也不同，从与刑罚的比较来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与管制的强度相似，但明显低于拘役、有期徒刑，因此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在折抵标准上应当低于羁押措施，规定不同的折抵标准。
    另外，虽然本条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在实践中也应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注意折抵的计算方法。根据刑法规定的计算方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折抵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即判决开始执行的当日起计算，当日包括在刑期之内；判决执行以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一日折抵管制刑期一日，或者二日折抵拘役、有期徒刑一日。这里所说的“判决执行之日”，是指罪犯被送交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关执行刑罚之日，而不是指判决生效的日期。对于虽已作出有罪判决，但犯罪分子尚未交付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关执行的，还不能算判决执行之日，不能开始计算刑期。
    第七十五条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
    （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六）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监视居住应当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监视居住规定如何处理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以下几处修改：一是，将“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所，无固定住所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统一明确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二是，在“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的规定后增加不得“通信”的要求；三是，增加了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的要求；四是，增加规定，对违反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需要予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先行拘留。
    本条分为两款。
    第一款进一步明确了被监视居住人应当遵守的规定。
    根据本款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六项规定：
    第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这里规定的“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县内学习、生活、工作的合法住所。一般情况下，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所执行；二是应当采取监视居住措施但在本地没有固定住处的，或者根据本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监视居住可能有碍侦查的，由办案机关在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县内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的居所。应当注意的是，办案机关不得建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也不得在看守所、行政拘留所、留置室或者公安机关、监察机关的其他工作场所执行监视居住，对犯罪嫌疑人变相羁押。被监视居住人有正当理由要求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处所的，应当经执行机关批准。如果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决定的监视居住，公安机关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征得原决定机关同意。
    第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是指被监视居住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除与自己居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和所聘请的辩护律师、辩护人以外的其他人，也不得与这些人以外的其他人通信。这里规定的“通信”除了一般的信件往来外，也包括通过新的通讯方式，比如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进行的沟通和交流。为了保证被监视居住人遵守有关规定，除了一般的监督管理手段外，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也新规定了一些必要的监督管理手段。比如，本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对于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根据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辩护人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可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
    第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即被监视居住人应随传随到，这是对不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起码的要求，以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不在押，因此，司法机关多用传讯方式通知他们到案，被监视居住人在接到传讯后应当及时到案，才能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这里所说的“到案”，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据司法机关的要求，主动到司法机关或者其指定的地点接受讯问、审判等。
    第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即被监视居住人不得以口头、书面或者以暴力、威胁、恫吓、引诱、收买证人等形式阻挠证人作证或者不如实作证，也不得指使他人采取这些方式阻挠证人作证或者不如实
    作证。
    第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即被监视居住人不得利用自己未被羁押的便利条件，隐匿、销毁、伪造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或者串供，或者指使他人采取这些方式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这里所说的“毁灭证据”，是指采取积极行动隐匿证据，阻碍司法机关查明案情的行为，包括销毁已经存在的证据，或者将证据转移隐藏的行为等。“伪造证据”，是指制造假的证据、对证据进行变造等改变证据本来特征和信息等，以便推脱自己责任，逃避追究。“串供”，是指监视居住人利用自己未被羁押的便利条件与其他同案犯建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等。
    第六，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这一规定是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增加的规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交通日益发达，人员流动日益频繁，人们的活动范围和交往领域日益扩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脱的手段和工具也日益增多。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犯罪或对中国公民犯罪的情况也日渐增多，对这些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需要限制或者防止其离境，以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和刑罚得到执行。这些情况下，有必要采取一定措施剥夺其逃脱监管的交通、通行等便利条件，有效保障监视居住的顺利执行。相对于取保候审应当遵守的规定，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是被监视居住人必须遵守的规定，而且比取保候审增加了身份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的规定。这样规定，是考虑到监视居住是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限制在其居所，将这些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不会对其生活、学习造成影响。对于扣押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民身份证，居民身份证法也作了明确规定。对于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等的含义，在本法第六十九条的释义中已经作了解释。
    这一款的内容，主要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对被监视居住人应当遵守什么规定，违反规定如何处理没作明确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把被监视居住的对象关进看守所、拘留所，有的则在招待所、旅馆，甚至在私设的“小黑屋”搞所谓的监视居住，把监视居住搞成了变相羁押，这不仅与刑事诉讼法当初设计监视居住措施的初衷相距甚远，而且也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使监视居住作为一种非关押的强制措施更便于操作，对被监视居住的人的行为规范作明确规定，使其明白应当遵守什么规定，违反规定会有什么后果，同时也为了便于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监督，1996年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的规定。这次修改，针对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变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员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强，科技的发展和犯罪形势的变化也导致一些传统的监督管理措施不能有效保障监视居住的效果的情况，为了增强监视居住措施的针对性，更有效地防止出现社会危险性，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对被监视居住人应当遵守的规定作了作出适当调整和补充修改，统一了监视居住的执行处所，增加了不得与他人通信的要求，增加了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的要求。在实践执行中，要注意对这些新增规定的执行。
    第二款是对被监视居住人违背法律规定应如何处理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背本条第一款的六项规定，如果给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造成了干扰或者增加了困难，严重妨碍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就属于“情节严重”。比如，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实施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未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擅自会见他人、经传讯不到案等造成严重后果的等。对于情节严重的，可以对其予以逮捕；如果违反规定情节较轻，可以继续对其监视居住。
    在实践中，对于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依法定程序履行必要的审批手续需要一定的时间，由于原刑事诉讼法对在批准逮捕之前是否可以采取先行拘留措施规定不明确，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检察机关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前继续实施危害社会安全、逃避刑事追究、阻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行为，有必要先行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因此，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对于违反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需要予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先行拘留。
    第七十六条 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
    监控。
    【本条主旨】
    本条是对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人进行监督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了本条规定。
    根据本条规定，执行机关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这里规定的“电子监控”，是指采取在被监视居住人身上或者住所内安装电子定位装置等电子科技手段对其行踪进行的监视。“不定期检查”是指执行机关对其行踪和遵守有关规定的情况进行的随机的、不确定的检查和监视，既可以是随时到执行处所进行检查，也可以是通过电话等进行随机抽查。“通信监控”是指对被监视居住人的通信、电话、电子邮件等与外界的交流、沟通进行的监控。
    要正确理解和适用本条规定，一是要注意本条的立法背景。对于如何监督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监视居住的有关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包括通信和网络技术等高科技在内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这些进步和发展一方面对监督被监视居住人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带来了一些困难和挑战，另一方面也为更有效的监控被监视居住人的行踪带来了便利。比如，为了更好地保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有关规定，一些国家发展了电子手镯等监控方式，通过电子定位的方式对他们遵守法律的情况进行监视。我国在试行社区矫正的过程中，有些地方也尝试这种方法，取得很好的效果，有必要在监视居住措施中推广。为了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赋予执行机关相应的监视措施，同时也对采取这些措施作出明确限制。正确理解该规定的必要性，对于正确执行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是要正确把握本条适用的范围和程序。首先，这些措施只能涉及被监视居住人本人，不宜对其家人也进行电子监控。其次，在侦查阶段为了对被监视居住人进行监督管理，可以采取通信监控的方式。如果需要采取监控通信的方式侦破犯罪，要根据本法关于技术侦查的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根据批准的措施种类、对象和期限执行。
    第七十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对于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应当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和解除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两款。
    第一款是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这里规定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分别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每一机关有权决定的最长期限。也就是说，在每一诉讼阶段，每一机关有权决定的取保候审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作为逮捕的替代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限制强度要比取保候审更强，因此，对监视居住，规定了比取保候审更短的期限，即监视居住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这样规定，有利于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等合法权利，也有利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拘留、逮捕等措施一起，构成一个有序的强制措施体系，便于办案机关根据案件情况选择适当的强制措施。
    第二款是对司法机关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或者期限届满以后应当如何办理案件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这是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基本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等情况出发，保障准确、及时查明犯罪而采取的。从强制措施的合目的性出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抓紧时间办案，尽量在此期间完成侦查、起诉和审判。这种对刑事诉讼活动应当不间断进行的要求，也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为长期处于被追诉状态而造成权利的不确定，有利于公民权利的保护。
    二是，如果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有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者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情形，应当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这里规定的“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主要是针对以下两种情况：1．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人没有犯罪事实的，包括犯罪事实没有发生，所侦查的犯罪活动不是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人实施的等。2．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的，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这里规定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决定书上确定的具体期限已经届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案件还未了结，也应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如果确需继续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应当重新作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决定，确定新的期限。在确定新的期限时，应当注意本条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累计最长期限的限制，即取保候审最长不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超过6个月。
    三是，本款还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后应当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这样规定，有利于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当事人及时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
    要正确理解和适用本条规定，首先应当认识这一规定的必要性。刑事诉讼活动，无论从惩治犯罪还是保障人权的角度来说，都应当及时进行，对于剥夺或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都要有明确的期限，防止使公民的人身权利等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以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1979年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期限。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针对实际执行中司法实务部门掌握不一的问题，以及对于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后的诉讼活动如何进行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以及采取措施后的诉讼活动如何进行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明确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并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后的程序作出明确要求，有利于督促办案机关在采取强制措施以后及时结案，防止办案机关在宣布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以后，出现所谓的“候而不审”的现象，防止案件久拖不决，或者在超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后不解除相关措施，或者有的办案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宣布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后，不了了之，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作为案件最终处理的情况。1996年以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及采取措施后的要求是恰当的，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没有对本条进行修改。
    其次，在具体执行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本条已经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最长期限作了规定，但不是要求对每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要确定12个月的取保候审或者6个月的监视居住。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强制措施，既要考虑保障办案的实际需要，也要根据合比例原则，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社会危害以及其本人的社会危险性等因素，确定合适的具体期限，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诉讼活动。
    二是，如果是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被依法没收保证金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情况仍决定对其取保候审的，对于取保候审的期限应当连续计算，不能另行计算期限，期限也要遵守本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的规定。
    三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各自阶段，应当分别计算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的案件，都应当分别重新办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手续，并重新计算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即使前一阶段的司法机关确定的期限没有用完，也不能继续使用前一阶段没有使用完的期限。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在同一诉讼阶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也不得对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重复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这些要求，都是为了防止变相延长强制措施的期限或者突破取保候审最长不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超过6个月的最长期限限制。
    四是，根据本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被解除取保候审的当事人，可以凭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或者有关法律文书到公安机关在指定银行设立的专门账户领取退还的保证金。因此，无论是期限届满，还是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有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情形，都应当及时办理解除手续，发给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通知书或者有关法律文书，以便于当事人及时退还保证金。这样规定，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有利于防止在实践中出现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超过法定期限不侦、不诉、不审，变相放纵犯罪的情况发生。
    第七十八条 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逮捕的批准、决定权和执行权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从两个方面作了规定。
    一是，关于逮捕的批准、决定权。根据本条的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批准、决定权主要有两种情况：
    1．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逮捕的批准权。公安机关对于侦查过程中发现的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决定书，报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这就是说，公安机关在侦查中认为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将案件材料报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公安机关不能自行决定逮捕。
    2．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的情况。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公安机关没有采取逮捕措施，在移送审查起诉后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采取逮捕措施的，或者在审查起诉阶段因为情形变化不再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而需要逮捕的；二是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中需要逮捕的情况。（2）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审判阶段，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中尚未逮捕的被告人认为应依法逮捕的，以及人民法院决定对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后因为被告人违反规定等情形而不再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需要逮捕的；二是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的被告人认为有逮捕必要的。
    二是，关于逮捕的执行权。根据本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虽然有逮捕决定权，人民检察院虽然有逮捕审查批准权和自侦案件的逮捕决定权，但是逮捕只能由公安机关执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能自己执行。也就是说，无论是检察院批准逮捕的，还是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应当将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的文书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的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法律作这样的规定，既体现了公、检、法三机关的互相配合，也有利于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制约、互相监督，有利于及时发现错误，及时纠正。
    理解本条规定的关键，是充分认识决定权和执行权分离的意义。逮捕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或者阻碍侦查、审判，继续犯罪，依法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对逮捕的决定、批准权和执行权实行分离，避免自己决定、自己执行，失去对逮捕、羁押权的制约，是宪法的要求。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这是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要求和体现，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也与我国签署或者参加的相关国际公约、条约的要求精神是一致的。刑事诉讼法在这一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上，坚持上述原则，将逮捕的决定权和执行权分离，有利于保证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加强公安司法机关之间的监督制约，防止滥用职权，保证准确有效地决定和执行逮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实际执行中应注意逮捕有犯罪嫌疑的人大代表时的特殊批准程序问题。为保证人大代表行使代表职责，我国法律对逮捕人大代表的程序作了特殊规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关应当立即报告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受理有关机关依照本条规定提请许可的申请，应当审查是否存在对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进行法律追究，或者对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等其他执行职务行为打击报复的情形，并据此作出决定。
    第七十九条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逮捕条件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以下几处修改：一是将“社会危险性”细化规定为五种情形；二是对特殊案件应当直接予以逮捕的情形作了规定；三是针对实践中对于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是否可以批准逮捕认识不一致的问题，对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情节严重的，规定可以采取逮捕措施。
    本条分为三款。第一款是对一般逮捕条件的规定。根据本款的规定，逮捕应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才应依法逮捕：
    第一，证据要件，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里所说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一般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不要求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其中“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这就是说，只要有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中的任何一种证据能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就达到了逮捕的证据要件，并不要求侦查人员把犯罪的所有证据都必须先拿到手，对主要犯罪事实都查清，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第二，罪行要件，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有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刑罚的轻重，反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社会危险性，也与其逃避或者妨碍诉讼的可能之间存在很大的正相关关系。用刑罚为条件可以有效衡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妨碍诉讼、逃避刑罚执行的可能性。一般来说，将较轻的犯罪排除在羁押范围以外，对于法定刑较低或者可能判处较轻刑罚的犯罪，不采取羁押措施，有利于限制羁押措施的过多适用，也不会妨碍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这就要求羁押措施要遵循比例性原则，即是否羁押以及羁押时间必须与所追究的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相适应。在羁押条件设计时，这一原则体现在对被适用者可能判处的刑罚的要求上，羁押并不针对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必须是可能判处一定刑罚和刑期的罪犯。如果所犯罪行可能连徒刑都判不了，即表明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就无必要逮捕。因此本条规定了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实体要件。
    第三，社会危险性要件。这里所说的社会危险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行为的可能。本款明确规定了五种社会危险性的情形：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羁押作为一种预防性措施，能保护公民免受极可能发生的重大犯罪的侵害，因此也确有必要。对于可能实施新的犯罪，一是从其已经实施的犯罪所体现的主观恶性和犯罪习性进行考察，比如是否是惯犯、流窜犯等已经养成习性的罪犯，是否曾经被判处过刑罚，是否属于累犯，被指控的犯罪是否属于过失犯罪等各方面的因素确定。另一方面，如果有一定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开始策划、预备实施某种犯罪的，也可以认定为可能实施新的犯罪。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行为，涉及国家的安全或者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秩序和稳定等，对于具有这种现实危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慎重考虑。如果有一定的证据或者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在积极策划、组织或者进行准备，极有可能实施这类犯罪行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就需要根据本条规定采取逮捕措施。对于只是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想法或者观念，有较为充分的证据能够表明不会实施危害社会危险的行为的，也可以不予逮捕。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即采取积极行动毁灭证据，包括销毁已经存在的证据，制造假的证据或者对证据进行伪造、变造等改变证据本来特征和信息；利用自己未被羁押的便利条件与其他同案犯建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以口头、书面或者以暴力、威胁、恫吓、引诱、收买证人等形式对共同被告人、证人或者专家证人施加不当影响，阻挠证人作证或者不如实作证，或者指使、威胁、贿赂他人采取这些方式阻挠证人作证或者不如实作证，从而危及对事实真相的查明，使刑事侦查和审判等诉讼活动难以进行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接受举报、控告等，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发现犯罪、查获犯罪的一个重要方面，举报人、控告人，包括被害人都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证人，保护这些人不受打击报复，不仅有利于鼓励群众同犯罪作斗争，也有利于及时发现案件的真相。这里的打击报复，包括采取暴力方法进行的伤害或者意图伤害行为，也包括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进行威胁、恐吓，对其人格、名誉进行的诋毁、攻击，或者利用职权等进行的刁难、要挟、迫害等。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在刑事诉讼中，为了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保障法院的判决得到执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接受讯问和审判是必要条件之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追诉以后自杀、逃脱或者隐藏，本身已经说明不采取控制措施，刑事追诉就可能会因为其逃避行为而受阻。因此，对于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逮捕措施。
    根据本款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需要具备社会危险性条件。这种社会危险性，应当根据案件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具体情况，包括涉案轻重程度、可能的刑期高低、其人格和私人关系等个案情况作出综合权衡和认定，并不是只要具有社会危险性就要采取逮捕措施。比如，对于一些罪行虽然比较严重，但主观恶性不大，有悔罪表现，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的；犯罪预备、中止、未遂的；犯罪后能够如实交代罪行，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等客观情节，能够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会产生社会危险性的，虽然符合刑期条件和证据条件，也可以不采取逮捕措施。
    第二款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迳行逮捕的特殊规定。为了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安全，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重大，或者有证据表明其曾经犯罪，实施过危害国家、社会安全，干扰诉讼顺利进行的行为的，或者身份不明不采取逮捕措施逃跑后就无法查找的，就需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其妨碍诉讼，危害社会。本款规定的应当逮捕，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情况。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都是严重的犯罪，有必要对这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逮捕。二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刑法上来说，再犯一般都表明罪犯具有较强烈的反社会心理属性和较大的社会危险性，曾经故意犯罪的情况本身就已经表明了这种社会危险性的存在。三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实践中，很多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身就是因为强烈的逃避追究的心理驱使而拒绝向办案机关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住址等信息，导致身份无法查明，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这种较重的刑罚的事实，更有可能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种心理，因此有必要对这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羁押。
    应当注意的是，这次修改后，逮捕条件相对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发生了很大变化。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1996年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考虑到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反映的“主要犯罪事实”条件过于严格，在短期内无法查清，特别是对一些疑难、复杂案件很难做到，公安机关为了解决办案时间不够的问题，只好采取收容审查措施，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和执行，缺乏必要的制约，存在超范围、超时限、管理混乱的问题，出现了一些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为了适应打击犯罪和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在取消收容审查的同时，将逮捕条件修改为：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为了更好地执行审查批准逮捕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对逮捕条件作了进一步具体的操作规定。但实践中，也有一些部门反映，对于“社会危险性”包括哪些情况、是否有程度限制，如何理解“有逮捕必要”等规定的较模糊，在具体案件中容易出现认识分歧，有的检察机关对逮捕条件掌握过严，甚至按照审查起诉条件把握逮捕条件，导致对一些本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批捕，公安机关为侦查需要，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变相羁押，或者采取拘留后延长拘留提请批准逮捕期限的办法，以拘代侦。公安机关不愿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也推高了逮捕和羁押的比例，甚至对一些罪行较轻或者社会危险性很小的犯罪嫌疑人也适用逮捕措施，出现应该判处的刑期短于羁押期限，法院不得不关多久判多久的情形。为有利于司法机关准确掌握逮捕条件，发挥逮捕措施在追究犯罪中的作用，防止错误逮捕，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切实保护，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作了进一步规定。
    第三款是对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的条件规定。这一规定，是与本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相衔接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了本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就表明被告人具有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社会危险性。如果存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五种社会危险性情形，给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造成了干扰或者增加了困难，或者严重妨碍了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就属于“情节严重”，应当对其予以逮捕，如果违反规定情节较轻，可以继续对其监视居住。对于应当予以逮捕的，可以根据本法的规定采取先予拘留措施，并按照规定的程序提请审查批准逮捕，在人民检察院批准后执行逮捕。
    第八十条 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
    （一）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二）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
    （三）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
    （四）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
    （五）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
    （六）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
    （七）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刑事拘留的对象和条件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公安机关在作出拘留决定的时候，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拘留措施适用于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所谓现行犯，是指正在实施犯罪的犯罪分子。包括正在预备犯罪、正在实施犯罪，或者犯罪刚刚结束，尚未离开现场，在场目击的人或者随后追查犯罪的人可以确认犯罪系其实施的犯罪嫌疑人。重大嫌疑分子，一般是指侦查机关通过侦查，已经有较大量的证据能够基本证明犯罪系其实施的犯罪嫌疑人。
    二是，本条根据拘留的目的，具体列举了适用拘留措施的几种情形。其中如第一项“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第二项“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第三项“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情形，一般来说根据这些情况，都基本可以确认犯罪系犯罪嫌疑人实施的，及时采取措施，可以防止其继续犯罪，减少犯罪造成的危害，也有利于及时、全面收集证据，提高诉讼效率；第四项“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第五项“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主要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刑事追究和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第六项“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第七项“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的”情形，这两种情况下，一旦犯罪嫌疑人逃逸，就会给查清事实、抓获犯罪嫌疑人造成很大的困难，及时采取措施约束犯罪嫌疑人，可以极大地提高诉讼效率。
    正确理解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措施的目的，对于正确采取拘留措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一般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要求来说，采取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般需要事先经过批准。但是出于防卫社会的目的，均衡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也有必要赋予警察在紧急情况下采取临时性强制措施的权力，在犯罪正在进行或者尚未逃脱的情况下，先行采取措施制止犯罪、控制犯罪嫌疑人或现行犯，并为决定是否逮捕提供时间保障。刑事拘留是公安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采取的依法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其目的是为了及时制止正在进行的犯罪，抓获现行犯罪分子和重大嫌疑分子；阻止犯罪危害延续，尽量消除犯罪后果；及时取得罪证，查明案情，保证侦查工作顺利进行。我国1954年及1979年的逮捕拘留条例都对拘留的条件作了严格规定，并在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法时，认真总结经验吸收到刑事诉讼法中。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又对其中一些条件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考虑到之前为查明罪犯，特别是查清流窜作案和身份不明的犯罪分子而采取的收容审查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手段，羁押时间较长，而且不经其他司法机关，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将收容审查中与犯罪斗争有实际需要的内容，吸收到刑事诉讼法中，对有关刑事强制措施进行补充修改，将其中不讲真实姓名、来历不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等需要公安机关迅速采取措施，才能制止犯罪，查明犯罪，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也吸收到刑事诉讼法有关先行拘留的规定中，不再保留作为行政强制手段的收容审查。这样修改，有利于防止在刑事诉讼中采用非刑事诉讼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
    在实际执行中，公安机关还应注意拘留有犯罪嫌疑的人大代表时的特殊批准程序问题。为保证人大代表行使代表职责，我国法律对拘留人大代表的程序作了特殊规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对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拘留，执行拘留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向被拘留人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其常委会报告。对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采取拘留措施的，执行拘留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报告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
    大会。
    第八十一条 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拘留、逮捕的时候，应当通知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公安机关异地执行拘留、逮捕时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公安机关配合义务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对异地执行拘留、逮捕作了两个方面的规定：
    一是规定了执行拘留、逮捕任务的公安机关的通知义务，即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拘留、逮捕任务时，应当通知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这里的“异地”，是指立案侦查的公安机关所在地以外的其他地区。“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是指犯罪分子居住或者藏匿的地区。规定“通知”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公安机关，一方面是为了让当地公安机关能够为配合执行拘留、逮捕任务进行必要的准备，比如事先查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下落，准备人员、车辆，拟定行动路线、方案等。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作为当地的治安管理机关，有责任掌握本地的治安状况，包括在本地是否发生了违法犯罪、犯罪嫌疑人是否居住在本地或者流窜、隐藏在本地等情况。在当地公安机关不知情的情况下执行了拘留、逮捕，也可能会给当地公安机关造成工作上的麻烦，比如误认为本地公安机关管理的居住人口失踪，甚至出现当地公安机关不了解实际情况，因误解而给拘留、逮捕造成障碍的情况。从实践来说，通知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一般是派人到当地公安机关执行任务，并请求当地公安机关配合，也可以将配合的请求通知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公安机关，由当地公安机关自己执行拘留、逮捕任务后，通知请求协助的公安机关将被拘留、逮捕人押解回侦查案件的公安机关所在地。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在通知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时，要告知并出示有关的拘留、逮捕证及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比如办案协作函件）等，保证各种法律手续完备。在必要的时候，还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介绍基本的案件情况，以便于当地公安机关制定具体的方案。
    二是规定了异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义务。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得到通知后，应当积极配合前来执行拘留、逮捕任务的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拘留、逮捕。“配合”包括帮助查找被拘留、逮捕人所在的具体地点，派出为保证顺利完成拘留、逮捕任务所必需的人员，提供必要的警械、车辆，在拘留、逮捕后本地看守所及时协助羁押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帮助进行异地押解等工作。根据本条规定，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应当”配合，也就是必须配合完成拘留、逮捕任务。因此，外地来执行拘留、逮捕任务的公安机关只要法律手续完备，协作地公安机关就应当及时予以配合。经调查核实被拘留、逮捕人不在本地管辖范围的，也应当及时转递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协作地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后，应当立即通知委托地公安机关。委托地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提解。当然，对于协作地公安机关依照请求协作的公安机关的要求履行办案协作职责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比如错误拘留、逮捕引起的国家赔偿责任等，应当由请求协作的公安机关承担。
    对各地公安机关如何配合执行好异地拘留、拘留工作做出明确规定，是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更好地履行侦查职责，准确及时查明犯罪，抓获犯罪嫌疑人的需要。逮捕根据法律规定，拘留、逮捕由公安机关执行。由于犯罪分子作案后一般都想尽办法逃跑、躲藏，千方百计地企图逃脱公安司法机关打击，因此，案件侦破后，将犯罪分子捉拿归案的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的。在很多情况下，犯罪分子都逃离作案地，所以查明犯罪分子藏匿的下落，并将其抓获的任务也不都是在其作案地完成的，许多都需要公安机关异地执行拘留、逮捕。一般来说，为了提高侦查效率，各国的侦查机关都遵循一体化原则，在完成任务时服从统一的指挥。我国公安机关也是这样，配合异地前来抓捕的公安机关完成拘留、逮捕任务是各地公安机关应尽的义务。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到异地去执行拘留、逮捕的公安机关都会在主动通知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后，取得当地公安机关的积极配合。但有时候，由于沟通不够，甚至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存在保护主义等原因，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拘留、逮捕任务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有的得不到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不利于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影响了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因此，刑事诉讼法对这种情况下异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义务作了明确规定。
    第八十二条 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
    （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二）通缉在案的；
    （三）越狱逃跑的；
    （四）正在被追捕的。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扭送的规定。
    【本条释义】
    为了支持和鼓励同犯罪作斗争，法律首先肯定了任何公民对于具有法定情形的人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国家鼓励公民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如果广大公民能增强这方面的意识，勇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对于打击犯罪活动，扶持正气，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规定，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实行人民群众与专门机关相结合的原则，鼓励人民群众积极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精神。
    其次，为了使公民更加准确地行使扭送的权利，本条明确规定对下列四种人可以立即扭送：即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通缉在案的、越狱逃跑的、正在被追捕的。应当注意的是，为了使公民准确行使扭送的权力，也考虑到公民的扭送是在没有任何批准和决定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的，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慎重考虑，刑事诉讼法对扭送的范围作了严格的限制，对于需要通过侦查活动收集证据和审查后才能确定是否可以作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追究的，一般不要求公民进行扭送。公民对于认为可能实施犯罪的其他人，可以向司法机关举报、控告，由司法机关决定如何处理。
    再次，考虑到一些群众对刑事诉讼法关于职能管辖的规定不太了解，因此为了鼓励群众的见义勇为，本条规定公民可以将犯罪嫌疑人或者罪犯扭送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中的任一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被扭送的人，不论是否属于自己管辖的范围，都应当接受并立即讯问，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对于属于自己职责和管辖范围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立案处理；不属于自己职责和管辖范围的，依照公、检、法的分工及管辖范围，将犯罪嫌疑人连同讯问笔录、罪证移送主管机关处理。
    第八十三条 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
    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拘留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以下主要修改：一是增加规定应当将被拘留的人立即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条小时。二是对原刑事诉讼法关于因“有碍侦查”而不通知被拘留人家属的规定中的“有碍侦查”的范围作出限定，只有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有碍侦查的，才可以不通知。三是增加规定，因有碍侦查未通知被拘留人家属的，在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对公安机关拘留人必须出示拘留证的规定。拘留作为在侦查活动中，在紧急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临时强制措施，在适用时必须要有一定的法律手续和凭证。拘留证是公安机关执行拘留的凭证。拘留证应当写明被拘留人的姓名、案由等，并盖有执行拘留的公安机关印章。“必须出示拘留证”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执行拘留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已经依法取得了拘留证，即公安机关依照法律规定作出了拘留的决定，并按照规定程序签发了拘留证。其次，执行拘留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将拘留证向被拘留的人出示。出示拘留证以表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正在依法执行拘留任务，这样既有利于对其监督，也有利于各有关方面包括被拘留的人及其亲友、所在单位等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第二款是关于将被拘留的人送看守所羁押和通知被拘留人家属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层含义：
    1．公安机关在将被拘留人执行拘留以后，应当立即送往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规定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主要是考虑到实践中情况比较复杂，如执行拘留的地点距离看守所较远，需要一定的路途时间；在犯罪现场被拘留需要当场指认、协助抓获同案犯的等。至迟不超过二十四小时，是指如果有特殊情况，送往看守所的时间最长也不得超过此时限；如无特殊情况，必须及时送往看守所羁押。并不是说公安机关在执行拘留以后，只要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就可以任意拖延。
    2．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公安机关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无法通知”主要指被拘留人家属地址不明，以及被拘留人无家属等情况。“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只有涉嫌上述两类犯罪活动的，才能够不通知。对因涉嫌其他犯罪而被拘留的，不得以可能妨碍侦查为由不通知其家属。二是即使是因涉嫌上述两类犯罪而被拘留，也不是一律不通知家属，只有存在通知可能妨碍侦查的情况的，才能不通知。“有碍侦查”主要是指被拘留的人属于恐怖活动犯罪集团案犯，其他案犯尚未被捉拿归案，其被拘留的消息传出去，可能会引起其他同案犯逃跑、自杀、毁灭或伪造证据等，妨碍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被拘留人的家属与其犯罪有牵连，通知后可能引起转移、隐匿、销毁罪证等等。
    3．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的人的家属。拘留以后长时间不通知被拘留人家属，不利于被拘留人权益的保护，而且随着案件侦查工作的进展，执行拘留时通知被拘留人家属可能会有碍侦查的情况已经消除，如同案犯已被抓获、重要证据已经查获等。如果随着情况的变化，通知被拘留人家属不再妨碍侦查工作的，自然应当立即通知。虽然原来的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但本身就有这一精神，司法实践中有关部门对此也有规定。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根据各方面意见对此作了明确规定。
    第八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
    证明。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应当及时讯问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修改，删去了“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规定。
    根据本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使公安机关及时发现对嫌疑人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否正确，发现错误及时纠正，同时也有利于迅速查明已掌握的证据是否确实可靠，以便不失时机地展开进一步的侦查工作。“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即一旦发现错误拘留人时，应立即放人，并发给释放证明。
    2012年3月14日修改刑事诉讼法，之所以删去了“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规定，是考虑到，公安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措施，其目的在于及时控制犯罪嫌疑人，防止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逃避侦查和审判，并有利于收集证据，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但拘留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果适用不当，就会严重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必须慎重适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规定，在实践中易被理解为只有犯罪的证据充足的，才能予以逮捕，这与逮捕条件中“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在表述上有冲突。为避免理解错误，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删去了这一规定。这样规定既考虑到了司法机关与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又考虑到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八十五条 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
    讨论。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程序及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公安机关重大案件讨论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不能自行决定，而应当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提请批准逮捕书”应当写明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年龄、职业、家庭住址等基本情况、案由、犯罪事实、逮捕的理由以及法律依据等。提请批准逮捕书应盖有提请批捕的公安机关公章。“案卷材料、证据”是指用以证明本案事实的报案、控告、举报材料、调查材料、鉴定材料及其他证据材料，如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应附有拘留证。这些材料的目的，是为了使检察机关能够客观全面地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条件。人民检察院根据本条的规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
    这里规定的“必要时”，主要是指以下情况：一是为了从重从快地打击犯罪，震慑犯罪分子，人民检察院需要尽快了解案情，迅速批捕；二是案情重大复杂，或者意见分歧较大，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以审查批准对证据的要求的角度谈谈检察机关对案件的意见，有助于意见的统一，以保证批捕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也有利于公安机关对一些遗漏的证据作进一步的补充收集，以保证侦查工作扎实可靠。人民检察院参加重大案件讨论，是制约和配合的体现。人民检察院收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可以主动派人参加讨论，公安机关认为需要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重大案件讨论的，也应当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派员参加。参加的检察人员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应当对侦查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
    刑事诉讼法之所以作出上述规定，主要是为了保障检察机关能够深入了解案情，客观、全面地行使审查批准逮捕的权力。逮捕是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较为严重的强制措施，必须慎重适用。宪法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是正确、谨慎适用逮捕措施的重要保障。根据这一原则的要求，一方面公安机关要根据提请、决定和执行相分离的基本要求，在认为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提请人民检察院做出决定，而不是自己决定。另一方面公安机关也要向人民检察院提供审查批准逮捕所需要的事实、证据和相关材料。
    第八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
    （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
    （三）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审查批准逮捕时需要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形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时，是否需要讯问犯罪嫌疑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对此，法律未具体限定情形，是否讯问应当由人民检察院承办案件的人员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决定。如果认为移送过来的案卷材料所反映的事实情况比较清楚，相关证据材料也比较充分，能够直接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不需要当面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则可以不讯问犯罪嫌疑人。另一种是“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即如果有法律明确列举的三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时就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一是，审查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条件存有疑问。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法律规定的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根据上述规定，批准逮捕需要具备证据、可能判处的刑罚、社会危险性三个方面的条件。因此，这里的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条件存有疑问，是指只要对三个方面任一条件是否具备存有疑问。所谓“存有疑问”，是指承办案件的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主观上不能够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符合逮捕条件的心理状态。即只要承办人认为逮捕条件的任一方面有疑点，就应当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以消除相应疑点。二是，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即只要被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提出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请求，检察人员就应当讯问，而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犯罪嫌疑人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可以是关于所涉嫌犯罪事实的辩护，如犯罪行为并非自己所为，侦查机关据以提请批准逮捕的证据不足等，也可以是陈述自己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条件，不应采取逮捕措施，如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的婴儿等等。三是，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负有监督侦查活动依法进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的职责。因此，如果承办审查批准逮捕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发现提请批准逮捕的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就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以了解相关情况，纠正违法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本条规定，只要发现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就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而不是只有具备相当确实的证据才应当讯问。“重大违法行为”是指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或者违法行为涉及犯罪嫌疑人重大权益等情形。如可能存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对证人引诱、威胁、唆使作伪证等情况，侦查人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等。
    第二款是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辩护律师要求人民检察院听取辩护意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听取。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工作，就是审核该案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法定逮捕条件，而这些条件是否具备，往往是通过取得的有关证据表明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都是重要的言词证据，从这类证据的特点看，其准确性、真实性、稳定性受到证人感知、记忆和表述能力的影响比较大，当面询问证人、被害人与只是审查其书面证词相比，更有利于检察人员准确判断证据的真实性。此外，当面询问其他诉讼参与人，对于全面了解案件事实和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正确作出批准逮捕与否的决定，也都有积极意义。审查批准逮捕时询问相关诉讼参与人，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因此，本条对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听取律师意见作了特别强调。一是只要认为有必要，人民检察院就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二是只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人民检察院就必须听取其意见。律师作为专门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基于自己了解到的案件事实和有关证据，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提出自己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条件的意见，对于审查批准逮捕的检察人员正确作出逮捕与否的决定，防止错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样规定，在规范审查批准逮捕程序的同时，也强化了辩护律师的权利，有利于充分发挥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
    权益。
    第八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长决定。重大案件应当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决定权限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规定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审查批准逮捕由检察长作出决定。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三条的规定，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决定逮捕是法律赋予检察长的职权。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由办案人员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有关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办案人员要审查犯罪嫌疑人有无不应逮捕的情况，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等；根据本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必要的时候，可以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然后，综合审查情况，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是否批准逮捕提出初步意见，报检察长决定。
    二是，“重大案件应当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三条的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检察委员会对重大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做出决定，是发挥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体现，是正确、谨慎使用逮捕的重要保障。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委员会讨论重大案件，应当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进行。本条的“重大案件”，主要是指涉外案件、案情重大复杂或者争议较大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是知名人士或者有较大影响的案件等等。
    第八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对于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不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说明理由，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同时通知公安机关。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作出相关决定及如何执行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有三层意思：
    第一，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两种决定。对于符合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逮捕条件的，应当依法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制作批准逮捕书；对于不符合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逮捕条件或者具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制作不批准逮捕书。另外，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发现应当逮捕而公安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也应当建议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公安机关认为建议正确的，应当立即提请批准逮捕；认为建议不正确的，应当将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二，对于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为防止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安机关在接到人民检察院的逮捕决定书以后，不及时执行，致使犯罪嫌疑人不能及时归案，本条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以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对及时采取逮捕措施，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人民检察院的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在执行以后，应当将执行回执及时送达作出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如果未能执行，也应当将回执送达人民检察院，并写明未能执行的原因。
    第三，人民检察院对于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应当向公安机关说明不批准的理由。对于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在收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应当立即释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并将执行回执按照规定送达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对于证据不足，需要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通知提请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附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清的事实和需要收集、核实的证据。对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提纲中所列的事项，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进行侦查、核实，并逐一作出说明。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完毕，认为符合逮捕条件的，可以重新提请批准逮捕，但不能未经侦查和说明，以相同材料再次提请批准逮捕。应当注意的是，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报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在审查批捕中如果认为报请批准逮捕的证据存有疑问的，可以复核有关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以保证批捕案件的质量，防止错捕或漏捕，但不另行侦查。
    对人民检察院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后如何执行，是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作出的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涉及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也关乎刑事诉讼活动能够顺利进行，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公安机关接到检察院批准逮捕决定后，必须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迅速、准确地将犯罪嫌疑人抓获。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不批准逮捕或者补充侦查的决定。”但对作出决定后如何执行没有具体规定。为此，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人民检察院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后如何执行作了进一步规定。这样规定，既有利于迅速执行逮捕措施，保障准确、及时打击犯罪，又加强了公安、检察机关的相互监督和制约，保证法律的严格执行。
    第八十九条 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拘留后提请批准逮捕和审查批准逮捕的期限以及对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执行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三款。
    第一款是关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时限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于已经被拘留的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经过审查和进一步侦查后，认为有逮捕必要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审查批准。这个时限在一般情况下是必须遵守的。考虑到有些案件重大、复杂，在三日以内难以对是否需要提请批准逮捕作出决定或者对案情争议较大等“特殊情况”，法律允许公安机关将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的时限再延长一日至四日。
    第二款是对几种特殊犯罪嫌疑人的提请批捕时限的规定。在刑事犯罪案件中，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案件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案件有涉及地区广、调查取证量多、取证难度大等特点。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要在七日以内作出是否需要提请批准逮捕的决定显然时间太仓促，甚至连完成最基本的取证和讯问工作都不够，有些需要异地押解的案件路途时间就要超过法律规定的一般案件的七天期限。为了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本款规定对这几种特殊嫌疑分子的提请审查批准时间可以延长至拘留后的三十日。在实践中，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犯罪嫌疑人，也要尽量在七日内提请批准逮捕。在七日内提请批准逮捕确实时间不够，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延长，但提请批准逮捕的证据、材料齐备，就应当及时提请批准逮捕，不一定都要延长至三
    十日。
    第三款是对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时限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应当立即对案卷和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并在七日以内作出决定。对于符合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逮捕条件的，应当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对于不符合逮捕条件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接到批准逮捕的决定后，应当立即执行。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无论同意与否，应当立即将在押的人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这既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对于还需要继续侦查，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可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从本条规定的立法考虑出发，有关机关在报请批准逮捕和审查批准逮捕时，应当尽量缩短期限，不能一律适用最长期限的规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决定书后的三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不批准逮捕的决定”。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在取消收容审查措施的同时，考虑到刑事诉讼规定中的拘留后提请批准逮捕和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限过短，而且逮捕条件规定较严格，对有些较为复杂的案件，公安机关难以在法定期限内提请批准逮捕的情况，为解决实践中的困难，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作了修改，区别不同情况，对拘留后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作了调整。所以，在实践中，也应当区别情况进行适用。
    第九十条 公安机关对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但是必须将被拘留的人立即释放。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复核，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公安机关对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要求复议、复核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公安机关收到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以后，如果认为有错误，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复议。根据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刑事诉讼法规定逮捕的决定权和执行权分别由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行使，有利于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互相监督，特别是制约公安机关随意使用逮捕措施，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都要执行，也体现了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配合。但对于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规定公安机关在认为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复核，既可以保证逮捕的正确及时执行，也使公安、检察两机关在提请、批准和执行逮捕工作中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更为明确完善。
    其次，人民检察院经过复议，采纳了公安机关的意见，做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如果公安机关要求复议的意见不被接受，也就是同级人民检察院维持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的，公安机关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本法第八十九条已经规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因此，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不能有异议提出了复议或者复核就不执行，或者拖延到复议或者复核完成才执行。在提请复议的时候，应当先将犯罪嫌疑人释放或者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为防止拖延的时间过长，本条又规定，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复核，并决定是维持原不批准逮捕决定，还是将原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改变为批准逮捕的决定，并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复核决定，不论是否有意见都应当执行。这一规定体现了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之间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有利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案件，有效地打击犯罪。
    第九十一条 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出示逮捕证。
    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逮捕执行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第二款作了两处主要修改：一是增加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二是取消了原来关于如果通知有碍侦查，可以不通知被逮捕人家属的规定，即除无法通知的以外，采取逮捕措施的，一律应当通知被逮捕人家属。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对公安机关逮捕人必须出示逮捕证的规定。逮捕作为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的强制措施，在适用时必须要有一定的法律手续凭证，这就是公安机关在接到人民检察院的批准逮捕决定书、决定逮捕通知书或者人民法院的逮捕决定书以后，由县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签发的逮捕证。公安机关在执行逮捕时，首先必须要有逮捕证。其次，必须向被逮捕人出示逮捕证。出示逮捕证以表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正在依法执行逮捕任务，这样既有利于对其监督，也有利于各有关方面包括被逮捕的人及其亲友、所在单位等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第二款是执行逮捕后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并通知其家属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规定逮捕后立即送看守所羁押，其理由同增加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一样，主要是考虑到看守所作为专门的羁押场所，看押、提讯设施、安全警戒、监所监督人员等都是按照有关规定建设和配备的，有条件保证被逮捕人人身安全，防止脱逃，保障讯问等工作依法顺利进行，不仅有利于防止发生被逮捕人逃跑、自杀、突发疾病死亡等情况，而且能有效防止对被逮捕人刑讯逼供的情况发生。与拘留不同的是，拘留后送看守所的时限为二十四小时以内，逮捕后则必须毫不迟延地立即送往看守所羁押。这样规定主要考虑是，拘留是较逮捕更具紧迫性的强制措施，有时需要在被拘留的人协助下立即开展收集证据、抓获同案犯等侦查活动，而采取逮捕措施的，事先已经掌握了必要的证据，并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或人民法院决定，一般不具有先行拘留的那种紧迫性，而且实践中多数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在被批准逮捕之前已经被先行采取了拘留措施，羁押在了看守所，没有必要再规定较长的时限。
    关于逮捕后通知家属，本次刑事诉讼法作了重要修改，取消了有碍侦查的可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即除无法通知的外，一律应当通知家属。“无法通知”主要指被逮捕人家属地址不明，或者被逮捕人无家属的等。
    第九十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各自决定逮捕的人，公安机关对于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须在逮捕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
    证明。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及时讯问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各自决定逮捕的人，公安机关对于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须在逮捕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其目的是通过讯问，及时查明对犯罪嫌疑人所采取的逮捕措施是否正确，逮捕所依据的证据是否可靠，发现错捕的及时纠正。对一些罪行较为严重，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不仅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和审判，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也可以防止其继续进行危害社会的活动。但是，对强制措施特别是逮捕的适用，一方面要考虑到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一个人被宣布逮捕后，不仅导致人身自由的丧失，也可能会带来其他一系列后果，应当本着慎重的原则，防止对无辜的人错误的适用逮捕措施，尽量避免对没有必要采取逮捕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逮捕措施。另一方面，公安司法机关也要充分认识到逮捕后及时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获取、收集新证据，保障侦查、起诉和审判顺利进行的意义。为此，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讯问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时间。这样规定，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保证准确、及时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任务的要求。
    其次，考虑到逮捕已经对被逮捕人的实际生活造成了一些影响，为了消除其影响，也为了便于当事人重新办理工作、学习等方面的事务，在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并发给释放证明，作为其不应逮捕的依据。这里所谓“不应当逮捕”，主要是指逮捕所依据的事实经查明并不存在，被逮捕人无社会危险性，没有逮捕必要等等情况。
    第九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应当继续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规定有三层意思：第一，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以后，人民检察院仍然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逮捕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活动正常进行，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采取的强制措施。审查决定是否逮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逮捕的必要性。作为逮捕条件的所谓证据条件、罪行条件、社会危险性条件，无一不与逮捕的必要性相关。而这几方面的条件都可能随着诉讼活动的进展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继续羁押的必要性发生变化。如审查批准逮捕时据以证明有犯罪事实的重要证据，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被新的证据所否定；立案时认定的犯罪数额，经过进一步调查核实，大为缩小，影响到对可能判处刑罚的估计；实施新的犯罪、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可能性已被排除的等等。因此，规定逮捕以后继续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是很有必要的，是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
    第二，人民检察院在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后，如果认为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规定由检察机关对逮捕的必要性继续进行审查，是为了加强检察机关对逮捕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监督。因此，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逮捕必要性进行审查后，如果认为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必须做出相应的处理，提出监督意见。按照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意见的方式是“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规定为“建议”而非强制性要求，主要是从监督角度考虑的。人民检察院在审查中发现被羁押人没有必要继续羁押的，提出建议，由有关机关就羁押必要性进行全面审查，既考虑了监督的性质、特点，不代替其他有关机关做决定，又体现了对于解除、变更羁押措施的慎重。
    第三，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结果通知人民检察院。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人民检察院只是提出“建议”而非强制性的要求或者命令。但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建议，是基于对逮捕措施的法律监督，提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意见，其他机关必须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建议的要求及所根据的事实、证据等进行研究和考虑，从而全面就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及时作出正确决定，并在十日以内将处理结果通知人民检察院。未采纳检察机关的建议的，应当说明理由和根据。
    应当说明的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由人民检察院继续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是本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新设置的制度。因此，法律的规定相对比较原则，没有对诸如以何种形式进行审查、审查间隔多长时间等具体的操作性问题作出细致的规定，尚需由人民检察院和有关司法机关在实践中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一步总结经验，不断完善。
    第九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撤销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有两层意思。
    第一，司法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涉及限制或者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因此，适用强制措施应当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于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但在实践中，有些办案人员工作方法简单，不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嫌的罪行严重与否，本人有无社会危险性，习惯于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剥夺人身自由，以此作为侦查工作的主要手段；有些办案人员对不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也有些办案机关，对于原先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后因情况变化，可以不需要继续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或者应当变更强制措施的，不予解除或者变更。当然实践中也存在滥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情况。这些情况，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会影响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的公正和效率，不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了及时发现并纠正上述不正确作法，刑事诉讼法作了本条规定。
    第二，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符合逮捕条件的，应当提请由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人民检察院批准后执行。逮捕作为一项有法律效力的批准决定，它是在认真审查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基础上作出的，因而是严肃的，一经作出，公安机关就应当立即执行；但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对于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在执行逮捕过程中如果发现了不该逮捕的情况，或者因为情况变化，不需要或者不适宜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的，有权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公安机关在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以后，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这样规定，既考虑到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又考虑到了加强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的要求。
    这里的“强制措施”既包括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也包括拘留和逮捕。所谓“不当”，主要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了不适当的强制措施或者对不应当采取强制措施的采取了强制措施。如对应当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拘留、逮捕，或者对有社会危险性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却采取了取保候审，或者对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了强制措施等。“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既包括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随时发现的，也包括人民检察院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时发现的，还有一些是由于案件情况变化当前强制措施已经不适当的。无论是发现自己采取措施不当的，还是根据其他机关提出的意见审查发现确实不当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应当及时纠正。纠正的方法有撤销或者变更两种。“撤销”是指公、检、法机关对自己作出的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予以撤销，不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变更”是指根据案件情况，采取更为适宜的其他强制措施，比如对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替代性的措施。
    第九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以及有关机关对申请的处理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原第五十二条、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后作出本条规定。主要修改之处，一是将有权申请取保候审改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二是增加了有关机关对申请的处理程序。
    本条规定包含三层意思：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有权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这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的一项权利。授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权利，更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是在涉及限制人身自由措施上应当采取审慎态度的立法精神的贯彻和落实。根据本条规定，不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辩护人也有权直接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可以是强制措施种类的变更，由强度较大的措施变更为强度较小的措施，如申请将拘留、逮捕变更为监视居住、取保候审，也可以是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执行方式，如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变更为在犯罪嫌疑人的住处执行监视居住。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法律对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是否应当附有相应的证据、理由，并未作强制性要求，但从便于有关机关正确作出判断和决定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在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时，应当说明自己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应当予以变更强制措施的理由，有事实和证据的，还可以附上相关材料，以便于有关机关根据其各方面的情况综合评判，作出决定。
    第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这是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收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关于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后的处理时限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有关机关在收到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后，必须在三日内作出决定。当然，作出的决定包括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也包括不予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具体要根据案件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确定。
    第三，如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不同意的理由，主要是指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采取拘留、逮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措施的法律依据、原因。如果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附有相关事实和证据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还应当在说明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理由的同时，对该相关事实和证据予以回应。
    第九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因羁押期限届满未能结案的应当如何处理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修改，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的规定。
    本条包含两层意思：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羁押措施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刑事诉讼法不仅对各种羁押措施的条件作了严格限定，而且综合考虑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对侦查羁押期限、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限、人民法院一审、二审的审理期限作出了明确规定。总的来看，大部分刑事案件都应当能够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结案，但也有一些案件因为特殊情况，确实未能结案，需要继续进行侦查、审理。对这些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在押的，继续侦查、审理期间如何处理，1979年刑事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但从法律设定侦查羁押期限、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的目的看，继续羁押显然是不妥当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届满的，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应当予以释放，这一法律精神是明确的。但从实践中的情况看，有的案件久拖不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长期处于被羁押状态。这种情况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对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届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立即予以释放，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
    第二，如果案件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明确规定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届满未能结案的，应当将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释放，是防止因案件久拖不决而无限期羁押，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但考虑到实践中有的案件确实存在特殊情况，规定对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措施，也是必要的。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既能够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又不用像羁押措施完全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比较好地考虑了办理案件需要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平衡。
    第九十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被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应当如何处理，以及当事人等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修改，一是将“超过法定期限”修改为“届满”；二是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释放的规定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请求释放的规定作了顺序调整，首先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的释放义务。
    本条有两层意思。
    第一，司法机关对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如何处理，规定了两种办法，一是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应当予以释放，如果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可以将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对于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依法变更为取保候审，但是不得未经依法变更就转为取保候审，不能中止对案件的侦查。二是对于取保候审十二个月期限届满或者监视居住六个月期限届满的，应当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如果拘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情况下传唤时间已经达到十二小时的，或者案情重大、复杂的情况下已经达到二十四小时的，应当停止传唤或者拘传，让被传唤人回去。
    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对于公检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其中“法定代理人”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近亲属”，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辩护人”是指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为其辩护的律师、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或者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为其辩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以及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法定期限届满”是指对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押时间已经达到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的办案期限，对不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时间累计已经达到十二个月或者监视居住的时间累计已经达到六个月，或者传唤已经达到十二个小时或二十四小时的。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要充分认识这样修改的重要意义，转变观念，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超期羁押的问题，为了更好地体现司法公正，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督促办案机关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办结案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相关人员有要求司法机关依法解除强制措施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处理程序，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权利。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考虑到“超过法定期限”的表述不够严谨，应当是期限一届满就立即释放，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为更有力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严肃办案，2012年3月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本条作了修改。
    第九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不仅要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的条件，以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也要同时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有无违法行为等情况进行了解。发现侦查机关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时，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
    本条规定，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权，也是人民检察院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具体体现。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行监督。在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后，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时，通过阅卷、讯问已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调查，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如刑讯逼供、非法拘留、侵犯被拘留人的合法诉讼权利等，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是宪法规定的公安司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的重要体现。公安机关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问题，必须认真检查，如确有违法情况应坚决予以纠正，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免今后再次发生。公安机关有义务将纠正的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以示接受监督。这样规定，有利于保障公安机关正确执行法律，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检察机关了解侦查活动是否合法，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进行。一是审查案卷材料等。根据本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二是根据本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在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发现侦查机关侦查活动有违反法律规定情形的，也应当提出纠正意见。三是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等发现。根据本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或者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等情况下，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这些工作过程中如果发现侦查机关侦查活动违法的，检察机关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另外，根据本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进行申诉或者控告。对于申诉、控告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因此，人民检察院也可以通过审查申诉、控告等方式对侦查活动是否违法进行审查。如果发现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违法的，也可以在审查批准逮捕中提出。
    本条的“违法情况”主要是指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侵犯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比如采取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侦查人员应当回避的没有回避，对犯罪嫌疑人超期羁押，没有保障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以及侵犯犯罪嫌疑人、证人或者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等情况。“纠正”是指公安机关根据侦查活动违法的不同内容、不同程度，采取不同的方式予以改正或挽回影响，比如：消除违法情况，有的也需要根据情况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
    根据本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应当根据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纠正意见，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并且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七章 附带民事诉讼
    第九十九条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和主体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两处修改：一是在第一款中增加规定，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二是将原第三款关于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被告人财产的规定，修改补充后从本条移至第一百条单独加以规定。
    本条分为二款。第一款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主体和条件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包括两类人，一是被害人，即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二是在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被害人的近亲属、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本款规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这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如果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就没有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无从谈起，因为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的。第二，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失，必须是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如果没有物质损失，也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三，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必须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即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否则，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四，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只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如果在判决生效后才提出，也与法律设置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初衷
    不符。
    第二款是关于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在我国，检察机关一般不参与公民个人对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意在尊重公民的民事处分权。而国家和集体财产是公有财产，一旦被侵害，不能视为单位自己的“私事”。检察机关在被害单位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为了保护公共财产和社会利益，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样规定，有利于保护国家和集体财产。
    第一百条 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措施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刑事诉讼法原第七十七条第三款修改后作为本条加以规定，主要修改之处，一是明确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被告人财产，属于诉讼保全措施的性质，并在原来规定的可以查封、扣押之外，增加了冻结，完善了保全措施；二是增加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三是规定，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本条规定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被告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即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规定保全措施，是为了保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防止因为被告人或者其亲属为逃避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诉讼期间转移、隐匿财产，或者防止被告人的财产因其他原因而毁损灭失，导致将来作出的附带民事判决难以执行，被害人一方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的情况。关于查封、扣押措施，刑事诉讼法原来就有规定。这次修改增加冻结措施，主要是针对实践中表现为资金、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形式的财产越来越多的情况，适应对此类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的需要。
    第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即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采取保全措施。这是本次修改增加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原来只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被告人的财产，实践中有的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亲属，为了逃避民事赔偿责任，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或者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就转移、隐匿财产，等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时，已经无财产可供查封、扣押。因此，有必要将保全的时间提前到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根据本条规定，有权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包括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人民检察院。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保全措施，是与本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相衔接。
    第三，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规定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主要是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中的保全措施已有明确规定，而附带民事诉讼在性质上也属于民事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是可以的，没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中作重复性规定。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财产保全措施分为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和诉前财产保全两种。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以备采取保全措施错误时，对被保全人予以赔偿。采取诉前财产保全，则必须由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申请。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人民检察院申请财产保全，也应当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即人民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人民检察院申请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认为有必要由申请人提供担保的，可以要求提供。对案件尚处于侦查或者审查起诉阶段的，申请财产保全应当提供担保。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限于有关提出申请、提供担保、采取措施等规定。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人在十五日以内没有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措施的规定，不应适用。因为民事诉讼法规定在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后，必须在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为了督促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人及时行使诉权，避免在没有诉讼关系存在的情况下，长时间限制被申请人民事权利。但是附带民事诉讼与一般的民事诉讼案件不同，需要与刑事诉讼一并审理，而刑事案件何时进入人民法院审理阶段，并不是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所能决定的。
    第一百零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解和裁判的
    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规定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人民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这里的调解，包括在一审期间进行调解，也包括在二审期间进行调解；包括对公诉案件附带的民事诉讼进行调解，也包括对刑事自诉案件附带的民事诉讼的调解。这一规定明确了人民法院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进行调解的依据，也体现了通过诉讼中调解这种手段，化解社会矛盾，彻底解决纠纷的立法精神。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是一种诉讼中的调解活动，不是民间调解活动，因此，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调解的原则规定，依法开展调解活动。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上述规定，首先，调解应当是在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曲直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不分是非，“和稀泥”。具体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人民法院进行调解，要在查明被告人犯罪事实，分清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基础上，通过对被告人的批评教育，促其真诚悔罪，自愿承担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的赔偿责任，以求原告方的谅解；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则也要做工作，促其充分考虑被告人悔罪态度，体谅被告人的经济困难等。通过反复做双方工作，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就具体赔偿数额、方式等方面达成调解协议。其次，调解要坚持自愿的原则。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可以进行调解”；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要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因此，人民法院开展调解工作，必须坚持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一方或者双方坚持不愿意通过调解方式结案的，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判决、裁定，不能强行调解或者“久调不决”。双方同意调解的，也应当是通过耐心做说服教育工作，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不得强迫一方或者双方接受调解结果。只有在双方真诚自愿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才能够真正彻底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第三，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主要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有损害第三人利益或者违反公序良俗的内容。
    第二，人民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能够调解结案的，应当根据物质损失的情况，作出判决或者裁定。首先，如上所述，从彻底解决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考虑，人民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当注意发挥调解手段的作用。但如果一方或者双方坚持不愿意调解结案的，或者经调解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判决、裁定。其次，人民法院作出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裁定，应当根据物质损失的情况。这一规定实际上在赔偿范围上，重申了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关于“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的范围，限于因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这与刑法第三十六条关于“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的精神也是一致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有的建议将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失也纳入赔偿范围；有的认为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看，目前将赔偿范围限定在物质损失范围内是必要的，也是妥当的。考虑到各方面认识尚不一致，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范围未作扩大。
    第一百零二条 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应当与刑事诉讼一并审判及其例外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将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一并审理作出判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合并审理因被告人的同一犯罪行为而同时引起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可以全面地查明被告人是否有罪及其罪行是否造成了物质损失、损失的程度等等。在一些情况下，被告人的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程度，也是衡量其罪行是否严重或特别严重的情节。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及时、全面地查明上述种种情况，对于案件审理意义重大。同时，通过一个诉讼程序，合并审理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彼此密切相关的刑事、民事两种案件，司法机关避免刑事、民事分别审理时所必然产生的调查和审理上的重复，从而大大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因此，原则上，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本条所说的“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的案件，主要是指所附带的民事诉讼案件情况比较复杂，短时间内难以作出裁判，或者因为案件特殊情况可困难，所附带的民事案件一时无法审理的情况。如附带民事诉讼受害人人数众多、涉及面广、物质损失数额巨大等。对这些案件，如果一并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会大大推迟刑事案件的审判，不利于及时打击犯罪。因此，为了保证及时打击犯罪，同时避免审判人员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及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本条规定，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这里的“同一审判组织”，是指审理该刑事案件时的同一审判员或者同一合议庭。

第八章 期间、送达
    第一百零三条 期间以时、日、月计算。
    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算在期间以内。
    法定期间不包括路途上的时间。上诉状或者其他文件在期满前已经交邮的，不算过期。
    期间的最后一日为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满日期，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在押期间，应当至期满之日为止，不得因节假日而延长。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期间及其计算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修改，增加了第四款。
    本条分为四款。第一款是关于期间的计算单位的规定。根据本款的规定，期间以时、日、月计算。刑事诉讼法根据情况和需要，在规定具体的期间时，分别是以时、日、月为计算单位的。如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第九十一条分别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逮捕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被逮捕人的家属。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
    月等。
    第二款是关于以时或者日为单位的期间，具体从何时、何日开始起算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开始的时和日不算在期间以内”，是指期间应从诉讼行为开始后的第二个小时或者第二日起计算。如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家属，假如逮捕的时间是上午九时三十分，则起算二十四小时期限的时间点应当是上午十时，即“逮捕后二十四小时” 是指从当日上午十时起，至次日上午十时止，公安机关应当在次日上午十时前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关于以日为单位的期间的起算，与此类似，应当从诉讼行为开始之日的第二日起计算。
    第三款是关于路途时间不计入法定期间的规定。“路途上的时间”，是指司法机关邮寄送达诉讼文书及当事人向司法机关邮寄诉讼文书在路途上所占用的时间。法律作这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当事人距离司法机关有远有近，邮寄诉讼文书在路途上所需要的时间有长有短，如果不扣除路途上的时间，那么距离司法机关较远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就难以保障，有的当事人可能还没有接到司法机关送达的诉讼文书，期间就已经届满了。因此，法律规定法定期间不包括路途上的时间，就是为了便于当事人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此外，为了保证被告人等诉讼参与人的上诉权和其他诉讼权利，本款还特意明确规定“上诉状或者其他文件在期满前已经交邮的，不算过期。”如4月5日为上诉期间届满的日期，上诉人在4月5日当天通过邮局将上诉状寄给人民法院，即使该上诉状在10天以后即4月15日才送到法院，该上诉状也属于“在期满前已经交邮的”，应认为当事人是在上诉期间内提起了上诉，是有效的诉讼行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必须受理。这里应该注意一点，确定期满前当事人是否已经交邮，应当以邮件上的邮戳为证。
    第四款是关于期间最后一日为节假日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期间届满日期的规定。这一规定是本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增加的规定，分为两种情况：1．一般情况下，期间最后一日为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满日期。如期间本应当在1月1日届满，但1月1日为元旦，则应当顺延至元旦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为期间届满之日。主要是节假日有关机关和公民个人都在按规定休假，期间届满也无法进行诉讼活动，有必要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在押的，其在押期间应当至期满之日为止，不得因节假日而延长。规定这种情况不得顺延，是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处于被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期限届满或者刑期届满的，就应当立即予以释放，否则等于延长了其被羁押的时间，不利于对其权利的保护。刑事诉讼法原来虽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一直是照此办理的，有关司法解释中也有规定。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总结实践经验，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
    第一百零四条 当事人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而耽误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五日以内，可以申请继续进行应当在期满以前完成的诉讼活动。
    前款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诉讼期限的耽误和申请顺延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规定了允许申请期限顺延的两种情况：一是遇到了当事人不能抗拒的原因，如由于地震、水灾、台风、意外事故等情况，交通断绝，因而不能进行某种诉讼行为，耽误了期间；二是当事人有其他正当理由，如住院动手术等，造成当事人不能按时完成某项诉讼行为，从而耽误了期间，等等。为了保证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本款规定，在阻止完成诉讼行为的障碍消除五日以内，当事人可以申请继续进行应当在期满以前完成的诉讼活动。
    第二款是对申请期限顺延由人民法院裁定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或者书面的申请，应当说明期限顺延的理由。法院对于当事人的申请，应进行认真审查。经审查如果认为确属不能抗拒的原因或因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限的，应当以裁定形式准许顺延。法定期间的顺延，只能是补足因耽误而延迟或延误的诉讼期限。
    第一百零五条 送达传票、通知书和其他诉讼文件应当交给收件人本人；如果本人不在，可以交给他的成年家属或者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员代收。
    收件人本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盖章的时候，送达人可以邀请他的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把文件留在他的住处，在送达证上记明拒绝的事由、送达的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即认为已经送达。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诉讼文书送达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对将诉讼文件送交收件人的规定，有两层意思。第一，送达诉讼文件应当交给收件人本人。在送达传票、通知书和其他诉讼文件时，首先应当送交到收件人，这种方式可使被送达人直接迅速了解送达内容，是送达的基本要求，在一般情况下有应采取这种送达方式；第二，如果收件人本人不在，可以交给他的成年家属或者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员代收，由他们转交收件人本人。本款所说的“其他诉讼文件”包括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判决书、裁定书等。
    第二款是对留置送达的规定。送达直接关系到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能否顺利进行。但是，实践中存在一些收件人因种种原因拒绝接受送达文件的情况，有的还以此作为不履行诉讼义务的理由。因此，为了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本款规定了留置送达的程序。留置送达是指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时，送达人依法将诉讼文件留在收件人住处的一种送达方式。根据本款规定，诉讼文件送达后，收件人本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盖章，送达诉讼文件的人可以邀请收件人的邻居或者其他人到场作为见证人，说明情况，把文件留在收件人或者代收人的住处，并在送达证上记明拒收的理由、送达的日期，由送达人签名。这样，即使是收件人拒绝接收，也认为是已经送达。本条所说的“收件人”是指诉讼文件中指明应交给的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第九章 其他规定
    第一百零六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意是：
    （一）“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二）“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三）“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
    （四）“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
    （五）“诉讼代理人”是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为参加诉讼的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为参加诉讼的人；
    （六）“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侦查”、“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参与人”、“诉讼代理人”等法律用语的含意的规定。
    【本条释义】
    “侦查”是刑事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一个阶段，是侦查机关依法采取措施，调查收集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的一系列活动。根据本条规定，“侦查”可以分为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强制性措施两类活动。 “侦查”中的“专门调查工作”，是指侦查机关为收集证据，查明案件事实而采取的各种调查工作，如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鉴定等活动。目的有两个，一是了解案情，弄清案件的真实情况；二是收集有罪或者无罪以及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强制性措施”是指侦查机关为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和查获犯罪人而采取的限制、剥夺人身自由或者对人身、财物进行强制的措施，如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通缉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以及搜查、扣押、冻结作为证据的财物、文件等。
    “当事人”是与案件的结果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根据本条规定，当事人主要有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被害人”是指人身、财产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单位或者个人。是否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各国刑事诉讼法的做法不一。我国原刑事诉讼法没有将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作为当事人，为了加强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力度，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被害人规定为当事人。“自诉人”是指自诉案件中的原告人。“犯罪嫌疑人”是指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被认为涉嫌犯罪，并被公安机关以及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和审查起诉的人。“被告人”是指在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中被指控犯有某种罪行而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是指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赔偿请求的人，一般是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是指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依法负有赔偿责任而被他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一般与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同一的。
    “法定代理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对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负有保护义务的人。根据本条规定，法定代理人主要有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其中的“监护人”是指除父母、养父母以外，对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及其他无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依照法律规定有责任进行保护的人。
    “诉讼参与人”是指除公安、检察等专门国家机关以外的，依法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一定诉讼权利、负有一定诉讼义务的人。诉讼参与人通过参加诉讼活动，刑事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对刑事诉讼的进程和结局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和作用，以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诉讼参与人包括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
    “诉讼代理人”是指受委托或者指定，依法参加刑事诉讼，以维护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人，主要包括被害人、自诉人的诉讼代理人。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规定，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涉案财产有利害关系的人，也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
    “近亲属”的范围在不同的法律中不尽一致。根据本条规定，刑事诉讼法中的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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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第一编 总 则

2019-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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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辨律师

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任务和基本原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
    本法。
    【本条宗旨】
    本条是关于刑事诉讼法立法目的和根据的规定。
    【本条释义】
    立法目的也是立法宗旨。本条规定，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是制定刑事诉讼法的主要目的。刑法是规定犯罪和用刑罚方法惩罚犯罪的法律，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刑法是实体法，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实体法需要由程序法保障才能正确实施，刑法的任务需要通过程序法规范的诉讼程序才能得以实现。要保证正确运用刑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就需要制定刑事诉讼法。这样，才能依照法定程序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使犯罪的人得到应有的惩处，达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目的。
    宪法是制定刑事诉讼法的根据。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都得以宪法为根据，制定刑事诉讼法也必须以宪法为根据。制定（包括修改）刑事诉讼法以宪法为依据，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必须遵循和贯彻宪法规定的原则，如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通过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诉讼行为的规范，体现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对于宪法有关刑事诉讼程序的明确规定，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独立行使检察权，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等，要通过在刑事诉讼法作出具体规定予以落实。二是，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原则、制度以及具体规范都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规定相抵触。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刑事诉讼法任务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修改，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
    规定。
    本条规定的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可分为三方面内容来理解：
    一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刑事诉讼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于发现的犯罪行为或者犯罪嫌疑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依照法律程序收集、调取证据，查出犯罪嫌疑人，查清犯罪事实。刑事诉讼法就是规定哪些机关、哪些人有权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以及调查取证时应遵循的原则，从程序上规定如何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以及如何进行勘验、检查、扣押物证、书证等，以实现准确、及时地查清犯罪事实。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是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前提和重要基础。其中的“准确”、“及时”都很重要，但“准确”是核心，即对犯罪的事实认定应准确，对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要查准，不能把事实认定错了，冤枉了好人。如果搞错了，再及时也是没有意义的，及时应当建立在准确的基础上。但及时也很重要，如果时间拖得很长，时过境迁，就很难收集证据，不利于查清犯罪事实。“保证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在查明犯罪事实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正确应用法律是指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查清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刑法和其他法律对犯罪分子定罪判刑，使其受到应有的惩罚。能否做到正确应用法律，除了要保证准确无误地查明犯罪事实以外，还要设置和遵循保证公正司法的具体诉讼程序，如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审判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等。只有严格依照刑事诉讼程序办案，保证程序公正，才能做到不枉不纵，保证刑法的正确执行，有效地惩罚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是刑事诉讼法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重要体现，与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不能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就谈不上正确应用法律，也不能准确地惩罚犯罪。因此，公检法机关在追究犯罪时，必须对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予以高度重视。
    二是，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刑事诉讼法的这个任务主要是通过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和审判活动来实现的。通过这些刑事诉讼活动使公民认识到什么是犯罪，犯罪的危害性以及应负的法律责任，从而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提高守法以及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自觉性，以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
    三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是刑事诉讼法的根本任务，或者说是总任务。这一根本任务是在“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和完成的；也可以说，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一总任务鲜明地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社会主义特征，既是刑事诉讼法立法和修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对刑事诉讼法执法的总要求。
    第三条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分工负责原则和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具体分工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共分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职责分工的规定。根据宪法确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的原则，本款对公检法三机关各自的职责作了具体的分工。根据本款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公检法三机关分工的目的，是为了明确职责，互相配合，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一规定体现了以下原则：一是，刑事案件的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分别由公检法机关专门行使，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法律的特别规定，主要是指本法第四条、第二百九十条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军队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二是，公、检、法三机关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进行诉讼活动，而不能超越职责或者互相代替。
    第二款是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本条规定是对公检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的严格要求，也称为依法进行刑事诉讼的原则，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根据本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一审或者二审案件、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案件，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对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执行逮捕、预审等一系列诉讼活动，都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即必须严格依照本法规定的具体要求和程序以及其他法律，如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中的有关规定办理，不得违背法律，不得滥用法律赋予的职权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严格执法，依法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是保证公正司法的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
    第四条 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国家安全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职权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规定主要包含了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国家安全机关管辖的案件范围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国家安全机关办理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依照国家安全法第四条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的范围，主要包括：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的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任务的行为；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行为；策动、勾引、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行为；以及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
    二是，国家安全机关依照管辖范围办理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即有权行使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在侦查刑事案件中的职权和手段，如拘留、执行逮捕，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扣押与犯罪有关的物品、鉴定、勘验、检查等职权。
    在理解和执行本条规定时主要应当注意两点：一是，执行这一条规定时，应当注意国家安全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中要按照国家规定的职权划分，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维护国家安全。二是，本条规定的国家安全机关管辖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主要是指刑法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中规定的犯罪，但在刑法其他章中规定的犯罪如果涉及国家安全，依照规定严当由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侦查的，也属于本条规定的国家安全机关办理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
    第五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是指由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由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而不是由法官和检察官个人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2．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前提，必须是依法，也就是说，在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时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和规范进行，而不能脱离法律规范。
    3．对于任何依仗权势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非法干涉办案活动的行为，都有权抵制，依法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4．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并不意味着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也不意味着不受监督。党的领导是做好司法工作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包办代替办理具体案件，同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还要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第六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依靠群众，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规定了我国刑事诉讼应当遵守的以下原则：
    1．依靠群众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也是司法工作的根本路线。依靠群众，就是办理刑事案件要相信群众，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向公检法机关提供破案线索，提供证实犯罪的情况。具体地讲，就是要到群众中去，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具体的案件情况，查明犯罪事实，做到客观公正，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犯罪分子；要了解群众和社会对案件的反映，宣传有关法律规定，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达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办理刑事案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靠群众，就是要求公检法机关办案，应当实行公检法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依靠群众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本条作了规定，在本法其他条文中对如何依靠群众还作了具体规定，如第五十条规定的“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第八十二条、第一百零八条分别规定了任何公民都有权扭送现行犯和控告、举报犯罪等等，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刑事诉讼依靠群众的原则。
    2．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办理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之一。其中的“以事实为根据”是我国长期以来刑事诉讼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正确惩罚犯罪，防止错案，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的重要原则。一个人是否犯罪，是罪轻还是罪重，都要以事实为根据，对事实情况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做到客观公正，不因案件的不同、当事人的不同而不同。所谓“事实”，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追究犯罪，必须以客观存在的、经过调查属实的、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为根据，而不是靠主观想象、推测和怀疑。“以法律为准绳”，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必须以法律为标准。这里所说的法律，既包括刑法以及对刑法所作的修改补充规定和修正案，也包括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中的有关规定，如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监狱法等法律中的有关规定。处理刑事案件，从程序上讲，对于是否立案侦查、对犯罪嫌疑人是否要采取强制措施以及如何收集、调取证据，是否移送起诉，是否开庭审判等等，都必须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不得违背程序方面的规定；从实体上看，被告人该不该定罪，定什么罪以及如何处刑，都必须以刑法为标准，正确定罪量刑。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正确处理案件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事实是前提，是基础和根据，法律是标准、尺度。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作为一个重要原则贯彻执行，才能保证刑事诉讼的正确进行，才能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
    3．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是宪法确定的法制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这一原则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一切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出身、性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情况、职位高低和功劳大小，都应一律平等地适用法律，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权。平等的适用法律是指任何人触犯了刑法，都应受到追究，并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而不能有任何例外；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都同样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而不能因人而异。任何人都不能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这也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才能维护和实现这一法制原则。
    第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主要有以下几层含义：
    1．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负责，是指职责分工和案件管辖分工。本法第三条规定了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职责分工，即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第十八条规定了案件管辖分工，即刑事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都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分工，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既不能包办代替，越权行事，也不能互相推诿，不负责任。
    2．公检法三机关的互相配合，是指公检法三机关在查明案件真实情况，正确适用法律追究犯罪，实现公平正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要按照法律规定，在正确履行各自职责的基础上，互相支持，共同完成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任务。而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各行其是，互不通气，甚至互相扯皮。
    3．公检法三机关的互相制约，是指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为防止和及时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通过程序上的制约，以保证案件质量，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互相制约在本法中许多具体程序的设置上均有体现，如法院、检察院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要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才能逮捕，对于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就应当放人。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是错误的，有权要求人民检察院复议或者复核。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有违法行为时，有权提出纠正意见；发现人民法院的判决有错误的，有权提出抗诉，等等。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密切相关，缺一不可的。分工负责是前提，没有分工负责，就谈不上配合和制约。配合和制约是公检法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顺利进行刑事诉讼，正确处理案件，防止和减少错案发生的保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军队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上述部门在行使侦查职权时，同样要遵循本条规定的原则。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责的规定。
    【本条释义】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我国重要的司法制度，这项制度对于保证准确及时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推进司法公正，都具有重要意义。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前提是必须依法。依法就是依照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关于如何进行法律监督，1979年刑事诉讼法作了具体规定，如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有错误的，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认为有错误的，均可提出抗诉等。为了进一步发挥法律监督职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还增加了许多新的规定，如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该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认为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就应当立案；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对于逮捕的执行情况要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抗诉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必须开庭审理，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活动、审判活动程序违法，减刑、假释不当的，都可以提出纠正意见等。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按照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关于加强对权力监督制约的要求，根据各方面提出的意见，进一步加强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完善了相关的程序，如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有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审查并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调查核实，提出纠正意见，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和减刑、假释的裁定可以在决定前向有关机关提出书面意见；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等等。这些规定都为检察机关履行好监督职责提供了进一步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是对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达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
    第九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我国公民有权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刑事诉讼的权利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
    1．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是法律规定的各民族的诉讼参与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为他们行使这项权利提供必要的便利和帮助；
    2．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各民族有权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是民族平等的重要体现，各民族公民在刑事诉讼中虽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但当他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时，就应当有翻译人员为他们进行口头的和文字的翻译，这是公检法机关应尽的义务。“通用的语言文字”，是指当地的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行使权力和履行职务时正式使用的语言文字。通用的语言文字可能是一种，也可能是多种。
    本条第二款是关于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用什么语言、文字审讯、发布判决书、布告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地区存在多种民族语言的情况下，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发布判决书、布告和送达传票、通知等文件，也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文字。
    第十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的规定。
    【本条释义】
    两审终审制是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一项重要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判即告审判终结，判决和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具体讲，审判第一审案件所作出的判决和裁定，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判决裁定有错误提出抗诉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对上诉、抗诉案件应当进行审判，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和裁定，就是终审的判决和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在上诉期限内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也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作为例外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即是终审的判决和裁定。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被告人仍不服的，不能再上诉，只能提出申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死刑案件的判决，不论是经过一审还是两审，都要由最高人民法院经过死刑复核程序予以核准才发生法律效力，这一程序是专门为死刑案件所设置的特殊程序，体现了慎重适用、严格控制死刑的政策。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人民检察院认为有错误的，只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但不能停止判决和裁定的执行。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公开审判制度和被告人享有辩护权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规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关于公开审判制度。公开审判，是指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和宣告判决都应当向社会公开。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开庭审判前，应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的时间和地点，以便群众参加旁听和新闻记者采访、报导审判的有关情况。在开庭审判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允许群众参加旁听和新闻记者采访、报导。“本法另有规定的”，是指本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不公开审理的三类案件，即对于涉及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对于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对于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对于无论是公开审理的一审案件，还是不公开审理的一审案件，宣判都必须向社会公开。
    2．关于辩护制度。辩护是指被告人针对被指控的犯罪进行申辩，提出说明自己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辩护权，可以由被告人自己行使，也可以委托他人行使。当一个人被怀疑犯罪，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的各个诉讼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都可以行使辩护权。如果委托律师或者委托其他人为自己进行辩护，依照刑事诉讼法的原来规定，只能在人民法院开庭七日以前，才可以委托辩护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时，律师作为辩护人可以介入诉讼，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同时还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有关情况，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辩护律师自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等等。同时还规定，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他们指定辩护人；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有义务为他们指定辩护人。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为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等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的保护，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完善了律师会见的程序；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都应为法律规定的有关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以上这些规定，对于切实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具有重要意义。
    第十二条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不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对他人确定有罪。其中“依法判决”是指人民法院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程序和诉讼制度，依照刑法以及有关刑法的修改补充决定、修正案作出有罪或者无罪判决，有以下含义：一是这一判决必须是人民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的；二是这一判决必须是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作出的；三是这一判决是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这里规定的“有罪”，包括定罪并判处刑罚，也包括定罪但免予刑事处罚。“不能确定有罪”是指不能从法律上对其定罪，不能作为罪犯对待，即使现场抓获人赃俱在，也要经过法定的程序根据事实和法律由人民法院定罪处罚。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以前，将被指控实施犯罪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起诉到法院以后称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是罪犯，只是涉嫌犯罪。经人民法院审判，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本法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
    制度。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本法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本法第一百七十八条对陪审员参加审判作了规定。即除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外，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至七人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至七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是他所参加的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同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原则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两处修改：一是在诉讼参与人和诉讼权利的规定中明确写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二是将原第二款关于保障犯罪的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的规定移至本法特别程序中。
    本条共分两款。第一款是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的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由于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参与诉讼的目的和要求以及所处的诉讼地位不同，他们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也各不相同。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加诉讼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案件的处理与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法律赋予他较为广泛的权利，如申请回避、辩护、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阅读侦查讯问笔录、庭审笔录、在法庭的最后陈述权、上诉权等等。辩护律师参加诉讼，目的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将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从原来的检察院起诉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从审查起诉阶段开始，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有权收集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处罚的材料和意见等等。证人参加诉讼是履行作证义务，法律只赋予其与作证义务相应的权利，如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其本人或者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等。对于不同的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切实予以保障，这是公检法三机关应尽的义务，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限制或者剥夺。
    第二款是关于诉讼参与人在什么情况下有权提出控告的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以限制、剥夺等形式侵犯公民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对其进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对于控告，任何人不得阻止。如果查证属实，应当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对于已经追究的刑事案件，遇有本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即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这六种情形是：
    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这是指根据刑法的规定不构成犯罪，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情形。
    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但根据刑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和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已过了追诉时效期限的。对于超过追诉时效的案件，除最高人民检察院依照刑法第八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核准追诉的以外，不能再追究刑事责任。
    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是指行为人确实犯了罪，但遇有国家发布特赦令，免除了某些犯罪分子的刑罚。特赦令是指根据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以免除特定的正在服刑的罪犯全部或部分的刑罚的特赦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犯罪分子尚未追究或者正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就可以根据特赦令不再追究。
    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是指根据刑法规定，对于侮辱罪、诽谤罪、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罪、虐待罪和侵占罪，只有被害人提出控告的，才能依法予以追究。如果被害人没有告诉，或者告诉后又撤回告诉的，不应再追究。但是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而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对于这种情况，应当依法追究。
    5.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是指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只对实施犯罪的人才能治罪，不能株连他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然死亡了，没有科刑的对象了，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就没有实际意义了，所以就不必继续追究了。其中这一项中的犯罪嫌疑人是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新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当时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涉嫌犯罪的人在被起诉到法院之前，都称犯罪嫌疑人，所以增加规定了这一内容。
    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是指刑法或者其他有刑事处罚规定的法律中有关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对于依照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应再追究。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遇到上述六种情形之一，要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1．在侦查阶段发现和出现六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都应当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
    2．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如果发现和出现六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情况，都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3．案件如果在人民法院审判阶段发现和出现的，应分别情况处理。如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应当作出判决，宣告无罪。对于被告人死亡的，应当作出终止审理的决定。这几种处理案件的方式中，终止审理是新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对于被告人死亡的，用这种方法处理比较适当，没有必要再审理判刑。
    第十六条 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
    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外国人犯罪适用本法规定的原则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共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这里所说的“外国人”，是指具有外国国籍、无国籍和国籍不明的人。“外国人犯罪”，是指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犯我国刑法规定的各种罪和在我国领域外对我们国家和公民实施的而按照刑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由我国司法机关受理，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款是关于对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如何处理的规定。其中规定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是指一个国家为了保证和便利驻在本国的外交代表、外交代表机关以及外交人员执行职务，而给予他们的一种特殊权利和待遇。这是各国按照平等、相互尊重主权的原则，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公约、协议和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互相给予驻本国的外交代表和外交官的特殊权利。根据我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的有关规定，这种特殊权利和豁免权包括：使馆馆舍不受侵犯；免纳捐税；使馆的档案和文件不受侵犯；人身不受侵犯，不受逮捕或者拘留；寓所不受侵犯，并受保护；刑事管辖豁免；没有以证人身份作证的义务；民事管辖、行政管辖豁免等等。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主要是指以下几种人：1．外国驻中国的外交代表以及与其共同生活的不是中国公民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2．途经中国的外国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和与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3．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及其他具有同等身份的官员；4．来中国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召开的国际会议的外国代表、临时来中国的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官员和专家、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驻中国的代表机构和人员等。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是保证国与国之间的正常交往所必需的。对这些犯罪，一般采取宣布其为“不受欢迎的人”，令其限期出境，或宣布驱逐出境，并建议派出国依照他们国家的法律进行处理等方式加以解决。
    第十七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规定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进行刑事司法协助的根据是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互惠原则。与我国缔结双边条约或者共同参加规定刑事司法协助内容的国际条约的国家，和我国即具有刑事司法协助关系。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签订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平等互惠基础之上的。如果要同没有与我国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者没有共同参加规定刑事司法协助内容的国际公约的国家进行司法协助时，也应当按照互惠原则，相互之间给予对等的司法
    协助。
    2．刑事司法协助是不同国家的司法机关之间，根据自己国家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互惠原则，彼此相互协作，为对方代为一定诉讼方面的行为。刑事司法协助的请求由我国的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提出。刑事司法协助的具体内容，有双边条约的，条约内有具体规定，如与加拿大签订的《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规定的刑事司法协助主要内容有代为送达文书、代为调查取证、允许请求国人员在调查取证时在场、被请求国提供在押人员或其他人员作证、对证人和鉴定人的保护、进行搜查和扣押、移交赃款赃物、领事官员直接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通报刑事诉讼结果、提供犯罪记录等。

第二章 管 辖
    第十八条 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案件管辖分工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三款。第一款是关于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的规定。对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是公安机关的重要职责，因此，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所有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都应由公安机关负责。其中“法律另有规定的”，主要是指本条第二款和本法第四条、第二百九十条的规定。
    第二款是关于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范围的规定。根据本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包括：1．贪污贿赂犯罪。即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和其他章节中明确规定按照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的犯罪。2．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即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罪。另外，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的监管人员殴打、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罪，由检察院管辖。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除上述所列四种罪以外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任何人实施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案件，应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4．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5．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这样规定，一是使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范围更加具体明确，把犯罪主体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其中“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指的是个案，而且是公安机关不便立案侦查，由检察院侦查更为适宜的个别案件，二是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才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第三款是关于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规定。这里所说的自诉案件，是指本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三类案件，即：（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的刑事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根据本款规定，对于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第十九条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除外。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基层人民法院第一审管辖范围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除本法规定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以外，均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普通刑事案件”，是指除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重刑的案件以外的其他刑事案件。这里所说的基层人民法院，是指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规定的县人民法院、不设区的市人民法院，自治县人民法院和市辖区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可以设立若干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它的判决和裁定就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这样有利于及时审结刑事案件，顺利完成基层人民法院承担的刑事审判任务。
    第二十条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
    （一）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
    （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案件管辖范围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三处修改：一是删去第一项中关于“反革命案件”的规定。二是增加了“恐怖犯罪案件”的规定。三是删去“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的规定。
    根据本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案件有以下两类：1．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这里所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案件，主要是指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案件”，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的规定，是指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以及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构成犯罪的刑事案件。2．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这类案件是指除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和恐怖活动案件以外，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刑事案件。上述案件，都是性质比较严重、案情重大或者影响较大、处罚较重的刑事案件，在审理时需要更加慎重，确保办案质量，因此，刑事诉讼法列举这两类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第一审。
    本条规定的中级人民法院，是指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省、自治区辖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第二十一条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案件管辖范围的规定。
    【本条释义】
    这里规定的“高级人民法院”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中最高一级的法院，包括省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条规定，只有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的重大刑事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案件管辖范围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只有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才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一审。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是指在全国范围内涉及面广、影响大的重大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案件，所作出的判决、裁定就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也就是说，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不可能因为上诉或者抗诉而引起第二审程序。
    第二十三条 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下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上下级人民法院变更管辖权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属于自己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改变案件管辖。变更管辖有以下两种情况：
    1．上级人民法院决定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这一规定是指当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案情重大、复杂或者案件涉及面广、影响大，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更能有效地威慑犯罪、教育群众、提高审判质量和效果的时候，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2．下级人民法院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这一类案件是指下级人民法院发现案件是依法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或者是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但由于案情重大、复杂、涉及案犯多、地区广，或者案件影响重大，下级人民法院审理有困难，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
    第二十四条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规定的地域管辖，是指不同地区的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对第一审刑事案件管辖权的分工。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这是划分地域管辖的一般原则。这样规定，有利于及时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有利于诉讼参与人就近参加诉讼，并便于群众参加旁听案件。这里所说的犯罪地，既包括犯罪预备地、犯罪行为实施地，也包括犯罪结果发生地和销赃地。
    但是，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这一规定，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和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刑事案件原则上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但如果被告人在居住地民愤大或者影响大，或者可能判处缓刑，需要由居住地监督改造的等特殊情况，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有利于震慑犯罪分子，有利于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更便利诉讼时，可以交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其中所说的居住地，是指被告人的户籍所在地和常住地。在改革开放、人口大流动的今天，许多人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是不一致的，因此，不能把居住地仅仅理解为户籍所在地。
    第二十五条 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处理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对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这是因为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已经进行了一些工作，了解案情，由其继续审理，有利于及时结案。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其中“必要的时候”，主要是指，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不是主要犯罪地，如果由主要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辖，对全面查清案件事实、正确处理案件、震慑犯罪分子和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更为有利时，可以由最初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理。
    第二十六条 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即上级人民法院在案件管辖不明的情况下，有权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案件。其中“上级人民法院”主要是指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不明的案件”主要是指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该案件的管辖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二是对该案件应由谁管辖存在争议。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上下级人民法院是监督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本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是一种法律上的授权。同时，本条也规定，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即上级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某一案件应由哪个法院管辖后，可以指令已受理该案的法院将案件移送指定受理的人民法院进行审判。
    本条在执行中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个是上级人民法院对于管辖不明的案件确定管辖，要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原则执行，这种确定应更有利于公正审判和对犯罪的打击。另一个是下级人民法院要服从上级人民法院的指定，而不能从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出发来认识问题，对于上级人民法院已经决定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应当及时移送。
    第二十七条 专门人民法院案件的管辖另行规定。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专门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专门人民法院的管辖另行规定，既包括专门人民法院对案件的管辖范围另行由法律规定，也包括在法律没有规定前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来规定管辖。目前，法律对军事法院的管辖还没有专门的规定，军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主要在有关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关于海事法院的管辖，1984年11月14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规定：“海事法院管辖第一审海事案件和海商案件，不受理刑事案件和其他民事案件。”

第三章 回 避
    第二十八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应当回避的情形的规定。
    【本条释义】
    这里规定的“回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和法律规定的其他人员遇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应当不再参加审判、检察、侦查或者其他诉讼活动的制度。本条规定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是指参加本案的审判、检察、侦查工作的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助理检察员，公安机关的负责人、侦查人员（包括刑侦人员和预审人员等）。“自行回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知道自己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的，应当自己向所在机关提出回避的申请。“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明知自己应当回避而不自行回避或者不知道、不认为自己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因而没有自行回避的，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被告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申请回避”是法律赋予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诉讼权利，办案人员在办理案件中首先要向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告
    知这一项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回避的权利。
    本条共规定了四种应当回避的情形：
    1．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这种情形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是本案的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被告人或者是他们的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2．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或者他们的近亲属虽不是本案当事人，但本案的处理涉及他们的重大利益。
    3．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是指在本案中担任过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人，既不能同时，也不能在以后的办案阶段再担任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以避免出现不公正办案的情况。
    4．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其他关系”主要是指以下几种情况：是当事人的朋友；是当事人的亲戚；与当事人有过恩怨；与当事人有借贷关系等等。“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是与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应当回避的必要条件。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与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只有在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情况下适用回避。比如审判人员是当事人的近亲属，应当无条件回避，但如果审判人员与当事人是一种远亲的关系，则要看其是否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才能决定回避与否。
    第二十九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禁止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接受当事人请客送礼和违反规定会见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共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禁止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和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规定。“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是指不得接受当事人和当事人委托的任何人的请客，包括吃饭、在营业性娱乐场所消费娱乐等，不得接受当事人和当事人委托的人以任何形式送的礼物。“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不得因私而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也就是说不得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被害人等程序之外，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办案人员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说情以及为当事人提供他不应知道的案件情况等。
    第二款是关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法律后果。“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应当依照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的规定，予以处分。“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是指对于办案人员有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为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以此为理由提出要求他们回避的申请。
    第三十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
    决定。
    对侦查人员的回避作出决定前，侦查人员不能停止对案件的侦查。
    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回避决定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共分为三款。第一款是关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以及公、检、法负责人的回避应当由谁决定的规定。本款规定的对回避的决定，既包括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自行提出回避的申请所作的决定，也包括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要求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回避的申请所作出的决定。其中“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是指人民法院院长自行申请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要求法院院长回避，应经审判委员会讨论，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其中规定对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主要是考虑公安机关属于行政系统，实行首长负责制，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不能由他本人决定；同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包括回避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公安机关负责人是否回避，既有利于保证案件公正处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是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具体体现。
    第二款是关于侦查人员在作出回避决定前，不能停止侦查的规定。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侦查活动的及时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和证据的灭失，这是根据侦查活动的特点和办理刑事案件的需要规定的。
    第三款是关于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于驳回申请的决定申请复议的规定。其中“驳回申请的决定”，是指对于回避有决定权的机关认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要求回避的申请，不符合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回避条件，对要求回避的申请予以驳回的决定。对于驳回回避申请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向原决定机关申请复议一次，申请复议时，申请人可以重申过去提出的理由，也可以增加新的理由。
    第三十一条 本章关于回避的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
    定人。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回避的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要求回避、申请复议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两处修改：一是将原来规定作了文字修改。二是增加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
    复议。
    本条共分为两款。第一款规定，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也要依法实行回避制度。主要是考虑这三种工作也都关系到案件的正确处理，实行回避制度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在办案过程中出现徇私舞弊的现象。其中，规定的“书记员、翻译人员”，是指在侦查、检察、审判工作中担任记录和翻译工作的人员。“鉴定人”，是指为了查明案件情况，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指派或者聘请进行鉴定工作的有专门知识的人。本章关于回避的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就是规定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对于有本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也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如果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有上述违反法律规定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关于自行回避和要求回避的申请的决定程序和申请复议程序依照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进行。实际执行中,翻译人员、鉴定人可能是侦查、检察、审判机关聘请的人，而不属于上述机关的工作人员，但对这些人的回避应当由聘请他们的机关决定。
    第二款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这里规定的“辩护人”，是指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人。根据本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律师、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的单位推荐的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都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主要是指根据本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为参加诉讼的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为参加诉讼的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是指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关于回避的各项规定，在诉讼的各个阶段要求有关司法人员回避，根据第三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于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还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第四章 辩护与代理
    第三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
    （一）律师；
    （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委托哪些人作为辩护人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共分两款。第一款规定了三层意思：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有权自行辩护外，还有权委托法律规定的其他人为自己辩护，这种委托权是辩护权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2．限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的人数，即每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委托一人或二人担任辩护人。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不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分别聘请一人或二人作为自己的辩护人。这样规定，主要是加强可操作性，防止执法中出现只许请一个辩护人或请很多辩护人的问题，“一至二人”是根据辩护的实际需要确定的。
    3．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聘请以下三种人担任辩护人：（1）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2）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监护人”是指承担对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利进行监督、保护职责的人,如未成年人的父母、精神病患者的配偶等。“亲友”的含义比较广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和朋友，这里的亲属不仅指近亲属，也包括远亲。规定“亲友”可以作为辩护人，主要是考虑到这些人与委托人有一定关系，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信赖的人。
    第二款规定了不得担任辩护人的情形。即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其中“正在被执行刑罚”的人，是指经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和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及判处罚金未缴纳的人。“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是指依照法律对其采取拘留、逮捕、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和依照法律被治安拘留、劳动教养、强制隔离戒毒等人身自由被剥夺或者受到限制的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规定的是“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曾经被判处刑罚或者治安拘留等处罚已执行完毕，或者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已被解除的不在此限。之所以规定上述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主要是考虑委托正在被执行刑罚的人和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担任辩护人会影响判决、决定的严格执行，也不严肃，而且本人已被依法剥夺、限制人身自由，也难以行使辩护人的权利，为委托人进行充分辩护。
    第三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四处修改：一是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并相应修改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规定。二是增加转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要求的规定。三是增加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的规定。四是增加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及时告知办案机关的规定。
    本条共分四款。第一款是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何时有权委托辩护人的规定。本款共规定了两种情况：1．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本款规定的“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以及其他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行使侦查权的机关。“第一次讯问”，是指立案后的第一次讯问。侦查机关根据已掌握的事实材料，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决定立案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从被第一次讯问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委托辩护人。“采取强制措施”，是指采取各种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从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委托辩护人。这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是其进入刑事诉讼的开始。从这时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权委托辩护人。但根据本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可以委托作为辩护人的人员范围有所不同。在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执业，要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由于在侦查期间，对案件的专门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将委托辩护人的人员范围限于律师比较稳妥。这样规定，既能满足犯罪嫌疑人适当的获得法律帮助的要求，也不致妨碍侦查活动的依法有序进行。在审查起诉期间，犯罪嫌疑人则依照本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既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也可以委托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亲友作为辩护人。2．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这里所规定的“被告人”，既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也包括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是指在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被告人在审判阶段随时有权委托辩护人。
    第二款是关于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和及时转达委托辩护人要求的规定。本款规定了两层意思：一是，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这一规定是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法定义务，也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重要内容。这里规定的“三日以内”，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法定期间。“受理案件”，既包括人民法院受理公诉案件，也包括受理自诉案件。人民检察院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和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应当及时安排在三日以内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需要注意的是，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告知时，如果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本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这里所规定的“在押期间”，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依法拘留或者逮捕后被羁押的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不论是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时提出的，还是在其他时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其想委托的人或者有关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等转达其要求。
    第三款是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的规定。本款规定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情形，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依法拘留或者逮捕后被羁押的情形。这里所规定的“监护人”，是指对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益承担监督、保护职责的人，如未成年人的父母、精神病人的配偶等。“近亲属”，依照本法第一百零六条第六项的规定，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根据本款规定，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的，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允许，不得阻碍其代为委托辩护人。
    第四款是关于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的规定。这里所规定的“告知”，是指辩护人在接受委托后，将接受委托的有关情况告知办案机关，提交有关委托手续。“办理案件的机关”，是指辩护人接受委托时办理该案件的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收到有关委托手续后，应当记录在案并随案移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另行委托辩护人的，新接受委托的辩护人也应当依照本款规定将接受委托的情况告知办案机关。
    第三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三处修改：一是适当扩大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二是适当调整了法律援助的办理程序。三是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移至特别程序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加以规定。
    本条共分三款。第一款是关于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申请法律援助的规定。这里所说的“法律援助”，是由国家、社会来承担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律上的帮助，当他们需要辩护人，而由于种种原因未委托辩护人时，如果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则无偿地为其提供律师的帮助。本款规定删去了“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这一适用条件。这是因为，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公诉案件中公诉人都应当出庭支持公诉；同时，对于自诉案件，如果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并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也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本款的规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本款的适用范围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形。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上的原因，请不起律师，或者因经济困难以外的其他原因，如无人替他担任辩护人等，因此未委托辩护人。这一规定体现了国家对于经济困难的人的法律援助，任何被告人都享有委托辩护人的权利，该权利不应因其贫困而被放弃。需要注意的是，可以委托辩护人而自动放弃这一权利的，不属于本款规定可以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2．本款规定的申请法律援助的主体是“本人及其近亲属”。这里所规定的“本人”，是指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近亲属”，依照本法第一百零六条第六项的规定，是指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3．本款规定的法律援助申请的受理和审查机构是法律援助机构，即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确定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4．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提供辩护。根据这一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根据本款规定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是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定义务。
    第二款是关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本款的规定既适用于公诉案件，也适用于自诉案件。其中“盲”是指双目失明，“聋”是指两耳失聪。“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依照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这些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规定对上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主要是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因其生理上的缺陷，可能会造成其法律知识的欠缺和对外界事物认识的偏差，而且在庭审中对证据的识别以至辩护都存在障碍，因而应当有辩护律师维护他的合法权利。本款规定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义务主体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三款是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死刑是刑罚中最重的刑罚，我国历来主张对适用死刑要慎重，因为判决一旦生效执行，即使发现错误也难以挽回。无期徒刑也是很重的刑罚，会在很长时间内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所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必须保证让这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这是对重刑犯的辩护权的特殊保护，同时也体现了立足现阶段国情循序渐进的原则。这里所规定的“可能被判处死刑”，既包括可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也包括可能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规定的是“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情况得出的一种可能性的判断，而不是定论。对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一旦发现根据案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未委托辩护人的，就应当立即依照本款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本款规定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义务主体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三十五条 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人的责任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两处修改：一是删去了辩护人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等的材料和意见的规定中的“证明”。二是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修改为“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本条从三个方面规定了辩护人的责任：
    1．辩护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根据事实和法律”，是指要实事求是，以案件的实际情况和法律的规定作为辩护的依据。这是辩护人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准则和根据。
    2．辩护人通过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是辩护人进行的主要工作，也是辩护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正确途径。“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是指辩护人经过了解案情和对案件进行调查，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犯罪行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虽然构成犯罪，但罪行较轻的材料，提出对于犯罪嫌疑人应当依照刑法判决无罪、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理由和证据，如被告人属于未成年人、有自首、立功表现等，并根据掌握的事实、证据，依据法律规定发表辩护意见。
    3．辩护人辩护的目的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这是辩护人的职责所在，是法律赋予辩护人的义务。“诉讼权利”是指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程序性的权利，如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的权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的权利，进行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的权利，上诉的权利等。明确辩护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责任，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和促进辩护人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辩护人应当积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发现有办案机关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情形时，应当依法提出意见或者代理申诉、
    控告。
    需要说明的是，本条规定的辩护人的“责任”，是从辩护人的职责或者执业要求角度，主要是相对于其委托人或法律援助对象而规定的。根据本法的有关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因此，只要人民检察院或者自诉人提出的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依法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辩护人在诉讼中的工作，主要是对犯罪指控和人民检察院、自诉人的举证进行辩解和反驳，并不承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
    第三十六条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的职责和权限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从以下四个方面规定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的职责：
    1．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这里规定的“辩护律师”，是指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委托作为辩护人的律师。根据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因此，本条规定的主体仅限于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的第一项职责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这里所规定的法律帮助，是指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或者其他犯罪嫌疑人需要的法律帮助。其中提供法律咨询，主要是指帮助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法律规定，向犯罪嫌疑人解释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法律帮助不限于回答犯罪嫌疑人提出的法律问题，对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法律事务，不论其是否向辩护律师提出，辩护律师都有责任提供帮助，如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法制教育，教育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争取得到从轻处理，介绍有关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让其了解有关法律责任规定，讲解有关法律程序，告知其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等。
    2．辩护律师可以代理申诉、控告。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的第二项职责是“代理申诉、控告”。这里所规定的“代理申诉、控告”，主要是指代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行为等提出申诉、控告。代理申诉、控告是以犯罪嫌疑人的名义代为行使申诉、控告的权利，而不是律师本身的权利。因此，辩护律师代理申诉、控告，需经犯罪嫌疑人的委托。需要注意的是，本条是关于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的职责规定。根据本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辩护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责任的规定，辩护人在其他诉讼阶段也可以代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申诉、控告的权利。
    3．辩护律师可以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的第三项职责是“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即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辩护律师可以为其向有关司法机关申请予以变更，如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的，辩护律师可以申请将拘留、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被监视居住的，辩护律师可以申请将监视居住变更为取保候审等。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辩护律师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不需要经犯罪嫌疑人的委托。需要注意的是，本条是关于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的职责规定。根据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辩护人在其他诉讼阶段，也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同时，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4．辩护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的第四项职责是“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这里所规定的“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是指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有何种犯罪嫌疑，即侦查机关立案侦查的罪名，侦查机关应当告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主要是指向侦查机关了解案件的性质、案情的轻重以及对案件侦查的有关情况，包括有关证据情况等。在不影响侦查顺利进行的前提下，侦查机关应当尽量向辩护律师告知案件的有关情况。“提出意见”，主要是指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辩护律师在案件侦查终结前，有权要求侦查机关听取其意见，或者向侦查机关提出书面意见。提出意见既包括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提出意见，也包括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等提出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其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第三十七条 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
    监听。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人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改为两条，在本条中对辩护人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作了规定。
    本条共分五款。第一款是关于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的一般性规定。根据本款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规定辩护人可以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目的是为了方便辩护人听取犯罪嫌疑人对案件情况的介绍，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听取犯罪嫌疑人对案件应当如何辩护的意见，同时，辩护人也可以对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和进行法制教育等。根据本款规定，辩护律师与其他辩护人在行使这些权利时有一点明确的区别，就是辩护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后，除本条第四款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需经侦查机关许可外，对于其他犯罪案件和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均不需要经过许可，而其他辩护人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则需要经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许可。具体来说，其他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应当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在审判阶段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应当经人民法院许可。作这个区分，主要是考虑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指导，且一般与本案无其他利害关系，而其他辩护人则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是否能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需要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根据案情和辩护人的情况决定。许可与否的标准，一般地讲主要是看案件的情况，对于案件中同案犯都已归案，证据清楚、确实，犯罪嫌疑人也供认不讳的，应当让其他辩护人行使上述权利。只有对于让辩护人会见犯罪嫌疑人可能造成串供或者其他同案犯逃跑等情况的，才有必要限制，但这种限制不是都一律禁止，也可以是推迟会见、通信的时间。只要对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没有妨碍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就应当予以许可。
    第二款是关于辩护律师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要求和安排程序的规定。关于这一程序，本款共规定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向看守所提出会见的要求。看守所是专门的刑事羁押机关，负责羁押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2．辩护律师要求会见的，应当办理相应的会见手续，出示有关证件，主要是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其中对于当事人委托的辩护律师，需要出示的是“委托书”，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出具的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的委托文件；对于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辩护律师，需要出示的是由法律援助机构出具的“法律援助公函”。3．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一般来说，辩护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除了因侦查人员正在讯问、没有会见场所等特殊情况外，看守所应当立即安排会见，不得故意拖延安排，而且不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应当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安排。
    第三款是关于特定案件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需经侦查机关许可的规定。本款规定的辩护律师会见需经侦查许可的案件包括三类：
    1．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主要是指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2．恐怖活动犯罪。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的规定，是指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以及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构成犯罪的行为。包括组织、领导和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资助恐怖活动罪，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以及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为目的而实施的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破坏交通工具、破坏电力设备、劫持航空器等恐怖活动犯罪。3．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是指特别重大的国家工作人员犯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规定的贿赂犯罪。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贿赂犯罪，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都需经侦查机关许可。至于哪些犯罪属于“特别重大”的，可通过司法解释具体界定。根据本款规定，对于上述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侦查机关应当根据案情和侦查工作的进展情况，对辩护律师提出会见要求的，既可以立即许可会见，也可以经过一段时间后再许可会见，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不许可会见。本款还同时规定，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这样规定，主要是因为看守所不是负责案件侦查的部门，对于案件是否属于上述三类犯罪案件不一定清楚。根据这一规定，侦查机关在拘留、逮捕上述三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后，应当在送交看守所羁押的同时将这一情况通知看守所，在侦查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嫌上述三类案件时，也应当及时通知看守所。看守所接到通知后，对于上述三类案件，在辩护律师要求会见时，如果辩护律师没有得到侦查机关的许可，看守所不得安排会见。
    第四款是关于辩护律师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时的职责及会见不被监听的规定。关于辩护律师在会见时的职责，根据本款规定，辩护律师在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可以行使以下职责：1．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主要是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案件的陈述和辩解，判断其案件的性质和情节，从而确定辩护意见的主要方向。2．提供法律咨询，主要是指帮助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法律规定，向犯罪嫌疑人解释有关法律问题，让其了解有关法律责任规定，讲解有关法律程序，告知其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等。3．提供其他适当的法律帮助，如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其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是否需要代理申诉、控告，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法制教育，教育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争取得到从轻处理等。4．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为了更好地准备辩护，包括向人民检察院提出辩护意见和在法庭上行使辩护职能，进行质证等，辩护律师均需要对其查阅、摘抄、复制的有关证据材料及自行调查收集的有关证据材料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核实，以确定证据材料的可靠性。之所以规定辩护律师从审查起诉阶段才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主要是考虑这时案件已经侦查终结，案件事实已经查清，主要证据已经固定，辩护律师核实证据不致影响侦查活动的正常进行。除了辩护律师在会见时的职责以外，本款还吸收修订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明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如果侦查机关在律师会见时可以听到其谈话内容，就会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顾虑重重，不敢对律师讲案件的真实情况。为保障辩护权的充分行使，应当使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谈话在保密的状态下进行，其谈话内容不能为第三方知悉。根据本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包括有关机关不得派员在场，不得通过任何方式监听律师会见时的谈话内容，也不得对律师会见进行秘密录音。需要注意的是，本款规定并不禁止有关机关基于安全上的考虑，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过程进行必要的监视，但这种监视不能影响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谈话内容的保
    密性。
    第五款是关于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的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只对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了规定，对于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其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辩护律师可以随时与其会见。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适当调整了监视居住措施的定位，对监视居住的监督管理更加严格，如第七十五条中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第七十六条中规定，执行机关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因此，有必要对辩护律师如何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本款规定，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也就是说，辩护律师可以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以外，辩护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需经有关机关许可或者批准；辩护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第三十八条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人阅卷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改为两条，在本条中对辩护人阅卷作了规定。
    本条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辩护人阅卷的权利作了规定：1．辩护人有权阅卷的起始时间是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即辩护人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有权阅卷。2．辩护人阅卷的具体方法包括查阅、摘抄、复制。3．辩护人阅卷的范围是本案的案卷材料。即侦查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检察院移送人民法院的案卷中的各种材料，包括其中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犯罪情节轻重的所有证据材料、诉讼文书等。4．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具体来说，其他辩护人阅卷，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在审判阶段应当经人民法院许可。对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作不同的规定，主要是考虑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指导，且一般与本案无其他利害关系，而其他辩护人则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是否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需要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根据案情和辩护人的情况决定。许可与否的标准，一般地讲主要是看案件的情况，对于案件中同案犯都已归案，证据清楚、确实，犯罪嫌疑人也供认不讳的，应当让其他辩护人行使上述权利。只有对于让辩护人阅卷可能造成串供或者其他妨碍诉讼的情况的，才有必要限制，但这种限制不是都一律禁止，也可以是推迟阅卷的时间。只要对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没有妨碍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就应当予以许可。
    第三十九条 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人申请调取无罪或者罪轻证据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根据本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本条共规定了两种情形：1．辩护人认为在侦查期间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向公安机关调取。这里所规定的“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既包括某个单独的可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也包括某些相矛盾的证据材料中可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如一个案件中有多个目击证人，有的目击证人的证言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罪重的，有的目击证人的证言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再比如一个证人前后提供过多次证言，有的证言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罪重的，有的证言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这里所规定的“未提交”，是指公安机关因为未采信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将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放在案卷中并随案移送到人民检察院。2．辩护人在审判阶段认为在审查起诉期间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对于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这里所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收集”，主要是指人民检察院在自行侦查过程中收集证据的情形。这里所规定的“未提交”，是指人民检察院没有将自行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放在案卷中并随案移送到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对于与案件有关的全部证据，均应当全面、客观地放在案卷中并随案移送，以供下一个诉讼环节对这些证据再进行查证或者审查，在起诉意见书、起诉书或者判决中有时还要对一些不采信的重要证据材料作出说明。同时，对于辩护人申请调取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的，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充分考虑辩护人的要求，尊重辩护人的权利，对于可能存在辩护人申请调取证据的情形，影响案件处理的，应当予以调取；对于辩护人提出的申请没有根据或者与认定案件确实没有关联，决定不予调取的，应当向律师说明理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决定调取有关证据材料的，收集证据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不能以种种理由拒绝提供。
    第四十条 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人将有关无罪证据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根据本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这里所规定的“辩护人收集”，包括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向辩护人提供的有关证据材料，以及辩护人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的证据材料。“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是指当犯罪行为发生时，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在犯罪现场以外的其他地方，从而不可能在犯罪现场实施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在犯罪现场实施犯罪行为作为侦查方向，则很有可能形成错案，犯罪分子是另有其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是指对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犯罪案件，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不满十四周岁，对于其他犯罪案件，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不满十六周岁。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是不负刑事责任的，公安机关应当撤销案件，已移送审查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是指经过鉴定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的有关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也不负刑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精神病人造成危害结果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因此，对于犯罪嫌疑人属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如果符合强制医疗条件，公安机关在撤销刑事案件的同时，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发现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由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强制医疗的决定。这里规定的“及时告知”，是指辩护人收集到上述三类证据的，应当尽快将有关情况告知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直接将有关证据交给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从本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表述上看，本条主要适用于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收集到上述三类证据的情形。对于辩护人在审判阶段收集到上述三类证据的，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程序的规定，辩护人可以直接在法庭上出示，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证人出庭或者调取有关证据。
    第四十一条 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律师收集证据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辩护律师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的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是指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或者承担法律援助任务的律师，为了辩护的需要，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个人同意，向他们收集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罪重还是罪轻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和证人证言。本条规定的收集证据材料的权利仅限于律师，这是考虑调查、收集证据的工作涉及到被调查的公民的权利，律师是有组织，有职业纪律，并有法律约束的执业人员，而其他辩护人则可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父母、子女、亲友，如果赋予调查取证权，缺乏必要的约束，易造成对被调查的公民权利的侵害。“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是指辩护律师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收集证据被拒绝或者无法收集某项证据时，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依法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是指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向证人发出出庭作证通知。人民法院接受申请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第二款是关于辩护律师向被害人、被害人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证据程序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向被害人、被害人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证据，但必须受以下两方面条件的限制，一是要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的许可。即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应经人民检察院的许可，在审判阶段要经人民法院的许可。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是否许可，主要应当考虑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是否会给被害人或者有关人员造成伤害，是否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办理。二是要经被害人、被害人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之所以规定上述两方面的条件限制，主要是为了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被害人是刑事案件的直接受害者，不应当在刑事诉讼中再次受到伤害。
    第四十二条 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人或者其他人在刑事诉讼中禁止的行为和相应法律责任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三处修改：一是将义务主体修改为“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二是删去了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规定。三是增加规定了追究辩护人刑事责任程序的特别规定。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妨害作证和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参与刑事诉讼或与刑事诉讼有关系的辩护人和其他人，如果违反法律规定、职业道德，帮助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等，将会影响司法机关对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对案件的公正处理，本款对这些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本款规定的义务主体是“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包括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以及其他任何参与刑事诉讼或者和刑事诉讼有关系的人。本款共规定禁止了六种行为：1．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证据。这是指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证据隐藏起来。2．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毁灭证据。 “毁灭”是指将证据烧毁、涂抹、砸碎、撕碎、抛弃或者使用其他方法让其灭失或者不能再作为证据使用。3．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伪造证据。是指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制作虚假的物证、书证等，如补开假的单据、证明、涂改账目，甚至伪造是他人犯罪的物证、书证等。4．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是指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同案人或者证人建立“攻守同盟”，串通口径应对办案机关侦查。5．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是指采取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胁迫、以利益引诱等手段指使证人提供虚假证言，包括让了解案件情况的人不按照事实真相作证，以及让不了解案件情况的人提供虚假的证言。6．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是指其他影响司法机关诉讼活动正常进行，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行为。如利用权力给办案人员施加压力，威胁自诉人撤回自诉等。
    第二款是对违反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和追究辩护人伪证罪特别程序的规定。本款首先规定，对违反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即进行六种被禁止的活动的行为，应当追究法律责任。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于构成伪证罪等犯罪的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对于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应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追究行政责任，如依照律师法的有关规定取消律师执业资格，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等。本款对于追究辩护人伪证罪的特别规定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案件管辖，本款规定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这里所说的“辩护人涉嫌犯罪”，是指辩护人在履行辩护职责的过程中涉嫌有本条第一款的行为构成犯罪，而不包括辩护人涉嫌其他犯罪。“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是指侦查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不能再侦查辩护人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由异地的侦查机关进行侦查。具体来说，如果辩护人涉嫌有本条第一款的行为可能构成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的，则由异地的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可能构成行贿或者其他犯罪的，则由异地的人民检察院或者其他侦查机关办理。具体由哪一个侦查机关进行侦查，应当由上级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指定。这样的规定，有利于防止侦查机关滥用律师伪证罪的规定，随意对辩护人立案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使辩护人能更加放心大胆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二是规定追究辩护律师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这一规定只适用于被追究的辩护人是律师的情况。通知的主体是办理辩护律师犯罪案件的机关。通知的时间是在启动追究辩护律师刑事责任的程序之后“及时”通知。通知的对象是辩护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这样的规定，有利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辩护律师
    维护其合法权益，也便于有关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协会了解其律师涉案情况。
    第四十三条 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被告人拒绝辩护和另行委托辩护人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规定的权利主体是被告人，规定的诉讼阶段是审判过程中。本条规定了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两个方面的权利：1．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对于委托辩护而言，这就是终止委托。另外，被告人对于法律援助机构依照法律规定为他指派的辩护律师，也可以拒绝他继续为自己辩护。被告人拒绝辩护可能是认为辩护人的辩护对自己不利或者是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愿意自己进行辩护或者另行委托辩护人；也可能是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已经承认，不需要辩护人再为自己辩护等。2.被告人可以更换辩护人。即被告人认为辩护人辩护不力或不同意辩护人的辩护，可以拒绝辩护人为他辩护，再另行委托其他辩护人为他辩护。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对于被告人自愿拒绝辩护或者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的，应当准许并按照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四条 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代理人。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被害人等有关人员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被害人等有关人员自何时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下列人员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1．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2．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3．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所以规定被害人的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主要是考虑在公诉案件中，有的被害人已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可由其近亲属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规定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是考虑一些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是未成年人或无行为能力人，他们的一些权利，包括诉讼权利由其法定代理人代行。本款规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时间有两种情况：一是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就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二是自诉案件可以随时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括自诉人在起诉前委托诉讼代理人提起诉讼。本条中所说的“诉讼代理人”，是指接受被害人等的委托，参加刑事诉讼，代被害人等被代理人行使部分诉讼权利的诉讼参与人。他所行使的权利是法律规定由被害人等被代理人享有并授权他代行的诉讼权利，在被害人等被代理人的诉讼权利之外诉讼代理人不享有其他诉讼权利。诉讼代理人行使诉讼权利时，不得违背被代理人的意愿。
    第二款是关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在何期限内告知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等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在公诉案件中，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等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按照本法有关规定，三日期限自收到案件的第二日开始计算。在自诉案件中，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自诉人等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本款规定的“告知”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一项法定义务，被害人、自诉人等也根据本款规定因而享有被告知权，不告知或逾期告知等违反本款规定的行为，属于违背诉讼程序的行为，也是对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侵犯。
    第四十五条 委托诉讼代理人，参照本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担任诉讼代理人的人员范围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委托诉讼代理人，参照本法第三十二条关于委托辩护人的规定执行，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内容：
    1．委托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2．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律师；人民团体或者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等人员所在单位推荐的人；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等人员的监护人、亲友。
    3．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
    第四十六条 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律师的保密权利及其例外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规定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1．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本条规定的主体是“辩护律师”，即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担任辩护人的律师，以及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提供辩护法律援助的律师。本条规定的保密范围仅限于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包括辩护律师在接受委托、会见过程中了解到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也包括辩护律师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的与委托人有关的情况和信息。这些情况和信息必须与委托人有关，与委托人无关的其他人的情况和信息不在本条规定的保密范围以内。根据本条规定，辩护律师对上述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这种保密权利，意味着在法律上免除了辩护律师对上述情况和信息的举报作证义务。需要注意的是，辩护律师的这一权利不是绝对的，本条还规定了例外的情形。
    2．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这是关于辩护律师保密权利的例外规定。作这样的例外规定，是要在辩护律师的职业保障和公共利益之间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对于一些特别严重且正在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犯罪，进行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从而避免或者尽可能降低其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从社会价值和利益上讲，要超过对辩护律师保密权利的维护。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不仅不能主张其保密权利，而且有义务及时告知司法机关。这里所规定的辩护律师知悉的犯罪，不限于其委托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犯罪，还包括委托人以外的其他人。犯罪种类则只限于“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对于其他危害较轻的犯罪，辩护律师仍享有保密的权利。这里所规定的“司法机关”，是泛指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等。
    第四十七条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申诉控告及处理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规定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1．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申诉控告权。根据本条规定，这一权利的主体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其中的“辩护人”，是指本章中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的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以及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提供辩护法律援助的辩护律师。“诉讼代理人”，是指本章中规定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既包括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也包括依照本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委托其他人作为诉讼代理人。这里所规定的“工作人员”，是指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中从事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监管等职责的工作人员。由于人民检察院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依照本法第八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因此，本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也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
    2．人民检察院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申诉控告的处理程序。根据本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的，接到申诉或者控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在审查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有关机关和个人了解情况，进行核实。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发现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诉或者控告的情况属实，有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其工作人员确实有阻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情形的，应当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有关机关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对于工作人员阻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违反有关纪律的，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有徇私舞弊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章 证 据
    第四十八条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证据包括：
    （一）物证；
    （二）书证；
    （三）证人证言；
    （四）被害人陈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鉴定意见；
    （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证据的概念、种类，以及证据须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主要作了以下修改：一是修改了证据的概念。二是对证据种类的规定进行了补充和调整。
    本条分为三款。第一款是关于证据的概念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这一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证据是材料，包括物证、书证等客观性较强的材料和证言、供述等主观性较强的材料。2.证据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即证据与案件事实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性，可以用于揭示、推断案件事实。但某一证据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案件事实，需要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判断。3．证据既包括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材料，也包括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材料，既包括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的材料，也包括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轻或者可以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材料。
    第二款是关于证据的种类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证据包括以下
    八种：
    1．物证。是指与案件相关联，可以用于证明案件情况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情况的实物或者痕迹。如作案工具、现场遗留物、赃物、血迹、精斑、脚印等。
    2．书证。是指能够以其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的文字、图案等资料。如合同、账本、同案人之间有联络犯罪内容的书信等。1996年刑事诉讼法把书证和物证放在同一项中规定。考虑到书证和物证在性质和证明案件事实的方式上有明显区别，并参考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将物证、书证分作两项加以规定。
    3．证人证言。是指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就其了解的案件情况所作的
    陈述。
    4．被害人陈述。是指直接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就案件的情况所作的陈述。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案件情况所作的陈述，既包括承认自己有罪的人对自己犯罪情况的供述，也包括声称自己无罪或者罪轻的辩解。
    6．鉴定意见。是指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提出的书面意见。如法医鉴定报告、指纹鉴定报告、血迹鉴定报告等。鉴定的结果不是最终结论，仍然要经过司法机关结合全案情况和其他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查证属实之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项把这种证据的名称由“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相一致。
    7．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勘验、检查笔录是指侦查人员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等进行现场勘验、检查所作的记录。辨认笔录是指侦查人员让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证人对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文件、尸体、场所或者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所作的记录。侦查实验笔录是指侦查人员在必要的时候按照某一事件发生时的环境、条件，进行实验性重演的侦查活动形成的笔录。侦查机关依法进行其他侦查活动形成的笔录，也可以作为证据。
    8．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视听资料是指载有与案件相关内容的录像、录音材料等。电子数据是指与案件事实有关的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电子签名、访问记录等电子形式的证据。本项规定的两种证据，在内容上可能与前几项规定的证据有重合之处，如证人作证的录像，电子版的合
    同等。
    第三款是关于证据须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根据本条第一款的概念，证据只是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真实性还需要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只有证据本身是真实的，才能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虚假的证据会造成对案件认定的错误，所以本款明确地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证据使用的根本原则，违背这一原则就会出现错案、假案，放纵犯罪或者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查证”是指司法机关经过法定程序，对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等情况进行审查，并将某一证据所提供的情况与其他证据相互验证,去伪存真，从而确定证据是否真实。“作为定案的根据”是指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作出是否移送起诉、是否起诉等决定和判决、裁定的依据。
    第四十九条 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本条主旨】
    本条是对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承担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了关于举证责任承担的规定。
    本条区分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两种情况，对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作了规定。根据本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被告人是否有罪是刑事诉讼中的核心问题，也是人民检察院和自诉人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的最基本内容。
    举证责任是指诉讼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从理论上来说，举证责任一般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行为责任，也就是当事人提出证据对自己的主张加以证明，使诉讼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前进的责任；二是败诉责任，也就是因为不能提供证据或者提出的证据达不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导致自己的主张被法院认定不能成立的结果责任。一般来说，主张一方不能提出充分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法院应当认定其主张的事实不成立，也就是说，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要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在世界范围内，对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一般都规定由控方承担，这也符合诉讼规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这次修改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从这两个原则出发，人民检察院要求法院判决任何人有罪，就应当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规定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一方面是基于上述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只有在控方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刑事诉讼由人民检察院、自诉人提出，其主张被告人有罪，自然应由其对其主张予以证明。
    这里规定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举证责任，是从审判角度规定的。在诉讼中，收集证据的工作主要是由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实施的。根据本条的规定，无论在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中，人民检察院或者自诉人对被告人有罪的证明都必须达到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确实、充分的程度。相应来说，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便据以得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结论。
    司法实践中，要避免对举证责任理解上的偏差。对举证责任的承担，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总的来说，都是按照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来执行。但在少数案件中，有时在理解和具体执行上也存在一些分歧。比如，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中“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的表述就引起一些误解。有的司法实务人员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一些辩护理由，往往要求其自行调查取证。基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为了避免错误适用，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理解和适用本条的规定，要注意以下
    几点：
    一是规定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并不是要求检察院只提供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同时也是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要遵循客观公正原则，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还是无罪、罪轻的证据，都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所有证据综合判断，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
    二是不能否定法院客观全面审查证据的义务。为确保法院公正作出判决，人民法院不能只消极审查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证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也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三是规定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并不是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向司法机关提出证据。比如本法第三十九条就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第四十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还可以要求司法机关进行调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种提供证据的活动，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同时也是辩护人的职责，其目的主要是为反驳控方的指控，而不是为证明自己无罪。他们不行使这项权利，不能导致他有罪的法律后果。被告人提出了辩解材料或者证据，人民法院必须查证核实。
    第五十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依法收集证据和全面收集证据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修改，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
    本条规定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收集证据提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要求：
    1．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这种法定程序在本法有关章节中已有明确规定，如讯问犯罪嫌疑人，应由侦查人员二人进行；搜查时必须出示搜查证；证人笔录必须交本人核对；鉴定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等等。在收集证据中，司法工作人员不得违背这些程序规定。
    2．要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也就是收集证据必须要客观、全面，不能只收集一方面的证据。其中“收集”是指通过勘验、检查、搜查、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被害人、证人、鉴定、侦查实验等手段进行调查取证。
    3．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主要是指严禁刑讯逼供，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方式来获取证据。特别是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方式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供述人在迫于压力或被欺骗情况下提供的，虚假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不能仅凭此就作为定案根据，否则极易造成错案。其中，刑讯逼供既包括以暴力殴打犯罪嫌疑人以逼取口供，也包括以冻、饿、长时间不让睡眠等虐待方法逼取口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是对司法机关收集口供的原则性要求，是指不得以任何强迫手段迫使任何人认罪和提供证明自己有罪的证据。实践中，讯问犯罪嫌疑人，对其宣讲刑事政策，宣传法律关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轻处罚的规定，通过思想工作让犯罪嫌疑人交代罪行，争取从宽处理，不属于强迫犯罪嫌疑人证实自己有罪。
    4．要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件情况的人，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其中“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要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免除证人的恐惧心理，摆脱可能受到的威胁、损害，让证人可以讲述案件的真实情况；二是要分别询问证人；三是要全面听取供述、陈述或证词，不得引导证人作片面的证词，或者只听取、记录片面的口供、证词。
    5．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协助调查。这是指收集证据工作要依靠人民群众。其中“特殊情况”，主要是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人参与调查可能会透露案情，使未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逃跑，或者造成串供以及毁灭、隐匿证据等后果，另外，对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应知悉该国家秘密的人也不得参与调查。
    第五十一条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故意隐瞒事实真象的，应当追究
    责任。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提请批准逮捕书、起诉书、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是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提出的严格要求。提请批准逮捕书是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将犯罪嫌疑人进行较长时间羁押的法律文书，是人民检察院是否批准逮捕的主要根据。在检察院批捕过程中，一般不对案件的事实、证据进行新的调查，只是对提请批准逮捕书中所提供的事实、证据进行核实，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一旦提请批准逮捕书出现错误，就有可能造成犯罪嫌疑人长期被错误羁押。起诉书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控告犯罪的法律文书，提交起诉书，才有审判的开始，起诉书的内容直接关系到审判的方向、焦点，应当是非常严肃、严谨的，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判决书是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作出判决的法律文书，而事实则是一切判决的根据，如果判决书未忠实于事实真象，那必然导致判决的错误。所以本条强调这三种法律文书必须要忠实于事实真象。“忠实于事实真象”，是指要符合客观实际，要真实。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不得主观臆断，不得夸大一方面而缩小另一方面，甚至只反映事实的一个侧面。二是不得歪曲事实、捏造事实，故意隐瞒事实真象，使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或者使无罪的人受刑事追究。“故意隐瞒事实真象的，应当追究责任”，是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在提请批准逮捕书、起诉书、判决书中故意弄虚作假的，应当依法追究其责任。构成妨害作证、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应当依照公务员法、人民警察法、检察官法、法官法等规定予以处理。
    需要说明的是，本条规定的“事实真象”，应当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法定程序查明的案件真象。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规定，对于因收集程序不合法被依法予以排除的证据，不得作为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中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
    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等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的有关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两处修改：一是增加了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二是增加了对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的规定。
    本条分为四款。第一款是关于收集证据职权和提供证据义务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这是根据查明案件事实，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需要，法律赋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职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的具体程序和规范，本法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有关章节中作了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是指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依法向其收集、调取证据时，有义务向收集、调取证据的机关客观、真实地提供证据，包括交出真实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提供真实的证言等。“如实提供证据”，就是既不能隐瞒证物，不提供证言，又不能伪造证物，编造假的证言，而要实事求是。
    第二款是关于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行政执法”是指执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如工商、质检部门履行市场监管职责，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履行资本市场监管职责等。“查办案件”是指依法调查、处理行政违法、违纪案件。如工商部门查办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行政监察机关查办行政违纪案件等。本款规定涉及的证据材料范围是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实物证据，不包括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本款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是指这些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不需要刑事侦查机关再次履行取证手续。但这些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还需要根据本法的其他规定由侦查、检察、审判机关进行审查判断。经审查如果属于应当排除的或者不真实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款是关于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的规定。本款主要是对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要求。“国家秘密”是指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个人隐私”是指个人生活中不愿公开或不愿为他人知悉的秘密。国家秘密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商业秘密关系权利人的经济利益，隐私权是个人的重要人身权利。保密法、刑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保护作了规定。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在办案过程中接触到的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妥善保管，不得遗失、泄露，不得让不该知悉的人知悉。
    第四款是关于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必须受法律追究的规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决定办案机关是否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证据的虚假、藏匿和灭失，尤其是可作为定案根据的关键证据的虚假、藏匿和灭失，会对案件的办理造成严重的影响，乃至造成冤假错案。所以本款规定对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都要追究法律责任。“无论属于何方”，是指无论是执法人员，还是诉讼参与人，或是其他人，只要有这三种行为，都要受到法律追究。“受法律追究”，是指对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行为依法追究责任。构成伪证罪、包庇罪、滥用职权罪等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处分。
    第五十三条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和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主要作了一处修改：增加了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的规定。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规定。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证据，对于认定案件事实有着重要的意义，办案机关应当重视口供的收集。但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在供述时往往会考虑对自己是否有利，口供中就有可能掺杂虚假成分，甚至是完全虚假。另一方面，口供具有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变化。如果办案机关轻信甚至依赖口供，不重视其他证据的收集，很可能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翻供，就无证定案的局面，不利于打击犯罪和提高办案质量。而且依赖口供，就极易造成为获取口供不择手段，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本款规定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办案原则。“重证据”是指要重视一切证据的收集、认定，特别是口供以外的客观证据。“不轻信口供”是指不能不经核实，不经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就轻易相信口供。作为这一原则的具体化，本款还对两种特别情况下案件的处理作了明确规定。一是“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是指人民法院在判决案件中，对于仅仅有被告人有罪供述，而无其他证据印证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刑，也就是说不能仅凭口供定罪，即使定罪免刑也不行。这与一些国外只要被告人认罪就可以定罪判刑的规定是不同的，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被告人权利的充分保护。二是“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是指被告人不供述，但经法庭审理查证属实的其他证据确实、充分，可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也可以对被告人定罪、判刑。
    第二款是关于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的规定。本条和刑事诉讼法其他条文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都要适用本款规定的条件予以认定。根据本款的规定，认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三个条件：
    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是指作为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犯何种罪，决定是否对其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的依据的事实，包括构成某种犯罪的各项要件和影响量刑的各种情节，都有办案机关经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证明。这是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
    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是指经过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包括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增加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查证，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被认定属实。这一条件侧重认定证据“确实”的方面。
    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办案人员在每一证据均查证属实的基础上，经过对证据的综合审查，运用法律知识和逻辑、经验进行推理、判断，对认定的案件事实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认定的事实，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证据确实、充分”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但司法实践中，这一标准是否达到，还是要通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主观判断，以达到主客观相统一。只有对案件已经不存在合理的怀疑，形成内心确信，才能认定案件“证据确实、充分”。本条使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提法，并不是修改了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是从主观方面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含义，便于办案人员把握。
    第五十四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范围和办案机关排除非法证据义务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即哪些证据属于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有两类：
    第一类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即采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使当事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而不得不供述的行为，如殴打、电击、饿、冻、烤等。“等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当事人的强迫程度达到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使其不得不违背自己意愿陈述的方法。以本款规定的非法方法收集言词证据，严重侵犯当事人的人身权利，破坏司法公正，极易酿成冤假错案，是非法取证情节最严重的情形。本款对以上述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规定应当严格地予以排除。
    第二类是收集程序不符合法定程序的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包括不符合法律对于取证主体、取证手续、取证方法的规定，如由不具备办案资格的人员提取的物证，勘验笔录没有见证人签字的物证，未出示搜查证搜查取得的书证等。违法收集物证、书证的情况比较复杂，物证、书证本身是客观证据，取证程序的违法一般不影响证据的可信度。而且许多物证、书证具有唯一性，一旦被排除就不可能再次取得。大部分国家的法律对于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都没有规定绝对予以排除，而是区分情况作不同的处理。本条统筹考虑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要求，规定对于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才应当予以排除。“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是排除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的前提，是指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行为明显违法或者情节严重，可能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公正性、权威性以及司法的公信力产生严重的损害。“补正或者合理解释”的主体是收集证据的办案机关或者人员。“补正”是指对取证程序上的非实质性的瑕疵进行补救，如在缺少侦查人员签名的勘验、检查笔录上签名等。“合理解释”是指对取证程序的瑕疵作出符合逻辑的解释，如对书证副本复制时间作出解释等。根据本款规定，如果收集证据的机关或者人员对违法取证的情况作出了补正或者合理解释，审查证据的机关认为不影响证据使用的，该证据可以继续使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则应当予以排除。
    第二款是关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的规定。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都不得采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也都有维护司法公正和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职责。他们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已经收集的证据中有依法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都有义务加以排除。本款规定的“应当排除的证据”，是指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排除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根据本款的规定，依法被排除的证据，不得作为侦查机关起诉意见，检察机关起诉决定和审判机关判决中认定事实的依据。规定刑事诉讼每个阶段的办案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有利于尽早发现和排除非法证据，提高办案质量，维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
    第五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检察院对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和处理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首先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行为的调查权。人民检察院调查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线索来源，可以是当事人或者其他群众的报案、控告、举报，也可以是自己发现的线索。“报案”是指群众向检察机关报告侦查人员有非法取证的行为。“控告”是指权利受到非法取证行为侵害的当事人向检察机关告诉。“举报”是指当事人以外的其他知情人向检察机关检举、揭发侦查人员有非法取证的行为。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包括以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言词证据的行为和以非法搜查、非法扣押等非法方法收集实物证据的行为。根据本条规定，无论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是否严重到构成犯罪的程度，人民检察院都有权而且应当进行调查核实。调查核实的方法可以是询问有关当事人或者知情人，查阅、调取或者复制相关法律文书、案卷材料，对受害人进行伤情检查等。
    关于人民检察院对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线索进行调查后的处理，本条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纠正意见。纠正意见的内容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这种纠正意见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方式，侦查机关应当重视。对于非法取证情况属实的，应当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将纠正情况通报人民检察院，并根据本法规定对应当排除的非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二是对于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构成刑法规定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非法搜查、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犯罪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立案侦查，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启动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启动权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是启动调查的时间范围，是指从开庭审判到法庭辩论终结的过程。启动调查的权力属于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启动调查的条件是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包括非法收集言词证据和收集实物证据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形。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审判过程中发现的情况依职权启动调查，也可以在对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根据本条第二款规定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查后，决定启动调查。本款规定的调查程序，是专门针对公诉方提供的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的相对独立的法庭调查程序。
    第二款是关于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启动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调查程序的规定。非法取证行为首先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赋予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启动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调查程序的权利，有利于及时发现并排除非法证据，维护司法公正，符合保障人权的要求。根据本款规定，有权申请启动调查程序的主体是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根据本条第一款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他们从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到法庭辩论终结，都有权提出申请。本款对于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规定了条件，即申请人应当提供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线索”是指可说明存在非法取证情形，指引调查进行的信息，如曾在何时、何地被何人用何种方式刑讯逼供的回忆等。“材料”是可用于证明非法取证行为存在的材料，如血衣、伤痕、同监房人员的证言等。本款之所以规定提出申请应当提供线索或者材料，一方面是因为当事人是非法取证的亲历者，有条件向法庭提供有关线索或者材料以便进行调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滥用诉讼权利，随意提出申请，干扰庭审的正常进行。需要指出的是，本款规定对申请人提供线索或者材料的要求是较为宽松的，即有材料的应当提供材料，没有或者无法提供材料的，提供可供查证的线索。同时，提供线索或者材料只是对申请人提出申请的要求，一旦审判人员决定启动调查程序，根据本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仍然由人民检察院承担。对于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启动调查的，审判人员应当对申请及有关线索或者材料进行初步审查。经审查认为可能存在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的，应当根据第一款的规定启动调查程序；认为不可能存在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的，应当驳回申请。
    第五十七条 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和侦查人员等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举证责任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本法第四十九条也明确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人民检察院要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理应还要证明用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的证据具有合法性。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大多数都是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依法收集，并经过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的，人民检察院也有能力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因此本款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人民检察院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方法，可以是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羁押记录、体检记录，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提请法庭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如果人民检察院对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不能举证证明，或者举证之后仍然不能排除有采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本法第五十四条和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有关证据进行处理。
    第二款是关于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法庭调查程序中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规定。检察机关作为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举证责任的机关，在移送给人民法院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条件下，应当通过其他方式继续举证证明。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和了解证据收集情况的其他人员，作为取证过程的亲历者，最了解证据收集是否合法的情况。如果有关证据确系合法收集，由他们出庭说明有关情况，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是有力的证明。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没有明确规定。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明确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和程序。本款对特定情况下有关侦查人员和其他人员出庭说明证据收集的有关情况作了规定。
    根据本款规定，有关侦查人员和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前提是“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即公诉机关通过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录音录像、羁押记录、体检记录等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造成有关证据可能被认定为非法取得的证据而被排除。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是对人民检察院公诉工作的支持，体现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互相配合的原则，有利于惩治犯罪，与侦查机关工作的目的是一致的。出庭的人员范围是“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有关侦查人员”主要是指参与收集有关证据的侦查人员，如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侦查人员、提取物证的侦查人员等。“其他人员”是指了解证据收集情况的其他人员，如看守所民警、搜查时的见证人等。他们出庭“说明情况”，主要是向法庭说明收集证据的过程，便于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有关侦查人员和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两种情形，一是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由他们出庭说明情况的，可以提请人民法院发出通知，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由他们出庭说明情况的，也可以向他们发出通知。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二是有关侦查人员和其他人员主动要求出庭说明情况。如有关侦查人员出于责任心和维护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以实现追究惩治犯罪的目的，要求出庭驳斥被告人非法取证的指控。作为特定情况下证明取证合法性的手段，本条对有关侦查人员和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规定，是比较慎重、稳妥的，不会对侦查机关的工作造成大的困难和干扰。
    第五十八条 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后如何处理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规定的“经过法庭审理”，是指经过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规定的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法庭调查程序，审判人员就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问题审查了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之后。此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调查的结果，对取证合法性存在疑问的证据进行
    处理：
    1．确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的，包括确认存在非法收集言词证据的情形，和确认存在收集实物证据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形，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
    2．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的，即检察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证明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审判人员对是否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仍有疑问的情况。人民法院对有关证据也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
    3．如果经过法庭调查和人民检察院举证，法庭确认不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的，有关证据属于合法取得的证据，可以在对定罪量刑事实的法庭调查中使用，经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五十九条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证人证言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进行了几处文字调整，使条文表述更准确、简练。
    本条共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证人证言必须要经过法庭质证、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证人证言作为定案根据的必经程序。本条规定的这一必经程序有两个方面：1．证人提供的证言必须要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的质证。也就是说无论是公诉人、被害人一方提出的证人，还是被告人、辩护人一方提出的证人都要经过双方的质证。质证的方式包括控辩双方就证人提供证言的具体内容或者就本方想要了解的情况对证人进行提问，通过提问，让证人全面深入地陈述证词，暴露虚假或者不可靠的证言中的矛盾，便于法庭审查；还包括针对对方提出的证人证言中存在的疑点提出问题和意见，或者答复对方的疑问，提出反驳的意见。对于证人未出庭的，双方也应对宣读的证言笔录进行质证。2．证言要经查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查实”证言，主要是指在法庭调查中通过质证，确定证人具有举证资格，确定证言的收集程序合法，并运用全案的其他证据，包括物证、书证、其他证人的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进行综合分析，排除疑点，确认证言的可信性。在此过程中，审判人员始终要客观地倾听控辩双方的意见，才能正确认定证言。
    二是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应依法处理。其中“作伪证”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歪曲事实，没有提供案件的真实情况，如在行为、时间、重要情节等方面作虚假陈述；另一种是捏造事实，包括通过诬陷无罪的人有犯罪行为，或者为有罪的人开脱。“隐匿罪证”是指证人明知被告人有犯罪行为而故意隐瞒的行为，如证人在陈述斗殴过程时，明知张三在场，并参与殴斗，而故意不讲等。“依法处理”是指除不采用该证人证言外，对证人的行为构成伪证罪、包庇罪等犯罪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作证义务和证人资格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义务作证的规定。“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是指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犯罪行为发生，或者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或者亲耳听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对案情的叙述等，因而了解案件情况的人。这样的人有义务提供案件的真实情况，来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罪重还是罪轻。从新闻媒体或是道听途说知道案件情况，或是推测案件情况的人不属于本条所说的“知道案件情况”的人，不能作证人，也没有作证的义务。“作证的义务”，是指了解案情的人不得拒绝作证，应当如实地提供证言。证人应当亲自向司法机关作证，不能由他人代为作证，也不能对自己并不知道的案件事实作证。这是本法从惩治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目的出发，对知道案件情况的人规定的法定义务，每个公民都应当予以遵守。
    第二款是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并不是每个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可以作为证人，根据本条规定有以下三种情况的人不能作为证人：1．生理上有缺陷，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如色盲、弱视的人，在有些情况下就不能作为证人陈述犯罪的场面；2．精神上有缺陷，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如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期间对于事物、人物分辨不清，或不能作正确表述的。3．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是指因年龄小对案件中的人物、经过记忆不清，认定不明，或者表述不明白的。其中“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是以上三种情况最核心和决定性的条件。虽然属于生理、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但能够辨别是非、正确表达的，仍可以作证人。如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在未犯病期间，或虽年幼，但识别能力、表达能力均正常的人，可以作证人。在诉讼活动中，对证人是否具有作证的能力进行审查，对保证证据真实性具有重要
    意义。
    第六十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安全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安全的义务的规定。“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对于可能因作证处于危险之中的证人及其近亲属，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如及时拘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为证人保守秘密等。对于符合本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还应当采取该条规定的保护措施。司法机关应当将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安全的问题提高到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高度来认识，将其作为办案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证人的后顾之忧，促使他们积极作证。
    第二款是关于对威胁、侮辱、殴打、打击报复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在我国，对打击报复证人及其近亲属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是保护证人最重要的途径。根据本款规定，凡是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打击报复等，依照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犯罪情节定罪处刑。其中“威胁”是指以将要实行暴力或者其他非法行为进行恐吓。“侮辱”是指在公众场合公然以言词、行为对其人格、名誉进行诋毁、攻击。“殴打”是指以暴力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伤害。“打击报复”包括用多种手段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报复、迫害等。对于有上述行为，情节轻微，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行为人予以拘留或者罚款的处罚。本款的规定是保护证人诉讼权利的具体体现，也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安全的主要措施。
    第六十二条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对特定案件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分为三款。第一款是对特定案件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应当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可以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的案件范围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其中“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是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危害的案件，包括但不限于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是指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犯罪行为，以及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的犯罪行为，包括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组织或者恐怖活动人员实施的故意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资助恐怖活动犯罪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是指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及其成员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迫交易犯罪等。“毒品犯罪”，是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犯罪等。这几类犯罪都是涉及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安全，社会危害性大，证人、鉴定人、被害人遭受严重打击报复的危险高的犯罪。对于其他犯罪案件，如果其社会危害性和证人、鉴定人、被害人面临的危险和上述四种犯罪相当的，也可以采取本条规定的特别保护措施。特别保护措施保护的对象是案件的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采取保护措施的条件是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因为在诉讼中作证，包括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向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作证，本人或者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这种危险应当是现实的危险，办案机关应当根据危险的具体程度和实际情况，具体掌握是否有必要采取特别保护措施。办案机关可以主动决定采取保护措施，也可以应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依照本条第二款提出的请求采取保护措施。本款规定的特别保护措施有五项，办案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决定采取一项或者多项措施：
    1．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是指办案机关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对有关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包括在起诉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上使用化名等以代替真实的个人信息。
    2．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是指人民法院在有关人员出庭参与诉讼时，采取技术措施不使其外貌、声音等暴露给被告人、旁听人员等，但应当保证控辩双方质证的顺利进行。
    3．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是指办案机关采取措施、发布禁令，禁止可能实施打击报复的特定人员在一定期间内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4．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包括派警力保护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人身和住宅的安全。在极个别的情况，甚至可根据办案需要为其更换住宅、姓名等。
    5．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是指上述四项以外的，办案机关认为有必要采取的其他特别保护措施。
    第二款是关于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请求予以保护的规定。本款赋予了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在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时候，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的权利，以便更加有效地对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予以保护。收到请求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认真进行审查，对于符合第一款规定，确有危险的，应当决定采取第一款规定的一项或者多项保护
    措施。
    第三款是关于有关单位和个人对采取保护措施应当配合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第一款规定的保护措施，有时需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配合。如不公开证人的个人信息可能需要新闻媒体配合，禁止特定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可能需要基层群众组织的配合等。本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办案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使保护措施能够有效地起到必要的保护作用。
    第六十三条 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对证人的补助和证人所在单位不得克扣其福利待遇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对证人因作证支出的费用给予补助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对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办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给予补助。补助的范围是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如从证人居住地到司法机关所在地所必要的交通费用，异地作证期间住宿旅馆的费用等。证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因作证支出费用，都应当由该阶段的办案主管机关给予补助。补助的标准应当是根据实际支出情况适当予以补助，不宜定得太高，具体可由司法机关规定。本款还对补助所需经费的来源作了规定，即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确保补助的规定落到实处。司法机关在编制本单位业务经费预算时，应当列入证人补助所需经费。
    第二款是关于证人所在单位不得克扣其福利待遇的规定。证人配合司法机关作证，是履行法定义务，因此耽误工作不是旷工。根据本款规定，证人有工作单位的，其所在单位不得以证人作证耽误工作的原因，克扣或者以其他理由、方式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即作证期间的待遇应当与工作期间相同。这是证人所在单位支持证人作证，配合司法机关办案的责任。根据本条的规定，证人作证期间待遇不受影响，支出的费用又有补助，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第六章 强制措施
    第六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依法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本条中所说的“根据案件情况”，是指要根据案件本身的情况和办理案件、保证诉讼正常进行的需要来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采取强制措施，采取何种强制措施。“拘传”是指采用强制方式，包括使用戒具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带到指定地点进行讯问。本条未规定拘传的具体条件，实践中一般掌握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传唤拒不到案的；二是如不拘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逃跑或走漏消息的。这种强制手段只是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接受讯问或者审判。根据本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取保候审”是以保证人担保或者交纳保证金的形式来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传讯、审判时及时到案并且不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干扰证人作证的强制措施。被取保候审人可以在一定的区域里活动，但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监视居住”是指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在自己的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限于无固定住处和涉嫌特定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在传讯时及时到案，不得进行干扰证人作证等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并由公安机关予以监视的一种强制措施。关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本法其他条文对于它们的适用条件、期限，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人应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规定的处理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本条在执行中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对于根据案件情况，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符合本法规定的适用强制措施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及时采取强制措施，以保证诉讼的正常进行。但是对于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不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尽量不采取强制措施。因为强制措施是依法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手段，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未经判决确定有罪，存在无罪的可能，对于没有社会危险性并且不妨碍诉讼正常进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采取强制措施，可以避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不必要的限制。二是不得以拘传等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第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适用条件和执行机关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以下修改：一是删去有关监视居住的规定，二是增加规定两类可以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和适用条件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具体来讲，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人民检察院对于被审查起诉的和直接受理的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对于侦查的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有本款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可以取保候审，对于不采取强制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也可以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本款规定了四种可以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
    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管制是不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拘役的关押期限在六个月以下。可能独立适用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等附加刑的也都是较轻的罪行。可能判处这些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的罪行较轻，通常情况下，不羁押不会发生社会危险性。
    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本项作这样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有些人虽然涉嫌罪行比较严重，可能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其涉嫌的犯罪可能是过失犯罪，如交通肇事罪、玩忽职守罪等，有些虽然是故意犯罪，但主观恶性较小，如初犯、偶犯等。对这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也可以取保候审，无需进行羁押。这里所说的“社会危险性”主要是指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等情形。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社会危险性要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各方面情况综合考虑。通常应当根据其涉嫌犯罪行为的性质、社会危害、对所犯罪行的态度、本人的一贯表现、与所居住区域的联系等方面因素综合判断。在一般情况下，对涉嫌犯罪性质、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宜适用取保候审。
    3．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本项规定的情形又分三种情况，一是患有严重疾病，二是因为年老、残疾等原因生活不能自理，三是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有这三种情况，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本项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明确三类人员可以取保候审，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4．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羁押期限”包括本法有关条款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等期限。“尚未办结”包括需要继续侦查、审查起诉或者审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本项是作出衔接性的规定，使本款对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规定更加全面。
    第二款是关于取保候审执行机关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权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但根据本款规定，取保候审的执行机关只有一个，这就是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采取的取保候审措施，都应当由公安机关执行。本款这样规定，主要考虑到公安机关在基层普遍设有派出机构，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也有紧密的联系，并且有执行拘留、逮捕的权力。由公安机关执行取保候审，便于加强对被取保候审人的监督和考察，一旦发现违反规定或者不应当取保候审的情形，可以及时依法处理。
    第六十六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被取保候审的人应当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这里所说的“保证人”，是指以自己的人格和信誉担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羁押，允许其留在社会上生活、工作，保证遵守取保候审规定的公民。对于保证人的条件，本法第六十七条作了规定。“保证金”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纳的保证遵守取保候审规定的金钱。对于保证金的具体数额，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但本法第七十条规定了取保候审决定机关确定保证金数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这两种保证措施的目的，都是担保被取保候审人遵守取保候审的规定，体现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约束力，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根据有关规定，取保候审决定机关不能要求被取保候审的人同时提供保证人和交纳保证金。
    第六十七条 保证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与本案无牵连；
    （二）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
    （三）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
    （四）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取保候审保证人条件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的规定，保证人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1．与本案无牵连。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嫌的案件没有任何牵连。保证人不能是本案的同案犯，也不能是本案的证人，不能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否则，难以保证其有效地履行保证义务。
    2．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这包括保证人必须达到一定年龄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对被保证人有一定影响力，以及身体状况能使他完成监督被保证人行为的任务等。如果保证人说的话被保证人根本不听，保证人卧病在床对被保证人是否遵守取保候审义务无力监督、督促，或者保证人长期在外经商对被保证人的行为无暇顾及等等，都不能认为“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因此，是否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需要综合判断，而绝不能仅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保证人本人的说法来认定。
    3．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是指保证人在为被取保候审人承担保证义务时，他本人并没有因为违法犯罪行为而被剥夺政治权利或限制人身自由。享有政治权利，是指享有下列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等。如果以上权利未被剥夺，即可认为“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是指保证人未受到任何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处罚，未被采取任何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行政强制措施，未受到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具体讲，包括保证人未被判处徒刑、拘役、管制等刑罚，未被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未被劳动教养，未受到治安拘留等处罚。法律规定保证人既要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又未受到限制。只有这样，保证人才有可能履行好保证义务。
    4．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是指保证人有自己常住的居所和稳定的经济收入。保证人有固定的住处，便于保持他与司法机关之间的联系；有固定的收入，是考虑其作为保证人承担义务的可行性。
    只有同时具备本条规定的上述四个条件的人，才有资格担任保证人。
    第六十八条 保证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监督被保证人遵守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
    （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
    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取保候审保证人的义务和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以下修改：一是对本条中引用的条文序号作了调整，二是将第二款中保证人“未及时报告”修改为“未履行保证义务”。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保证人应当履行的义务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保证人的义务有两项：第一，监督被保证人遵守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包括遵守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的各项规定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依据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责令被保证人遵守的一项或者多项规定。保证人应当积极履行义务，采用各种方式对被保证人遵守法律规定的情况进行了解和监督。第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即保证人在履行保证义务过程中，如果发现被保证人有违反规定的企图，可能发生违反规定的行为，或者发现被保证人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义务的，应当毫不拖延地、尽快地向执行机关报告，这样，才称得上“及时”。这里的“执行机关”是指公安机关。
    第二款是对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对保证人有帮助被保证人逃避侦查、审判、串供、毁灭、伪造证据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是对保证人进行处罚的前提。“未履行保证义务”是指未履行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保证义务，包括未认真对被保证人遵守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进行监督，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时未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根据有关规定，对保证人的罚款，由取保候审的执行机关，即公安机关决定。对保证人处以罚款的数额，法律没有规定，实践中应由执行机关根据被保证人违法情况的严重程度、责任大小及其经济状况来确定。
    第六十九条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
    （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
    （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两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
    逮捕。
    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哪些规定以及违反取保候审规定应当如何处理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四款。第一款规定了被取保候审人应当遵守的一般要求。
    根据本款规定，所有被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应当遵守以下五项规定：
    第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根据本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本条所规定的“执行机关”，是指公安机关，以及履行侦查职责的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这里所说的“市”，是指直辖市、设区的市的城市市区和县级市的辖区，在设区的同一市内跨区活动的，不属于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法律作这样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件没有终结以前，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随时有可能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讯问、核实证据、对案件开庭审理等等。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规定被取保候审人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是非常必要的。应当注意的是，如果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的取保候审，在执行期间犯罪嫌疑人申请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公安机关应当征得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同意。
    第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为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刑事诉讼法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了未经许可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和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等要求，为保障执行机关进行监督管理，便于司法机关传讯，对于自己的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应当如实报告给司法机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员流动性加强，人们的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时有变动。对于这种变动，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在变动后二十四小时内向执行机关报告。应当注意的是，这种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的变动，不需要经过执行机关的批准。但是，如果变动后的住址、工作单位不在其原来所居住的市、县之内，因为变动要离开原来所居住的市、县，这种变动，就需要先经执行机关批准。对于住址、工作单位离开原来所居住的市、县，办案机关认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宜再取保候审的，可以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保障诉讼的顺利
    进行。
    第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不在押，因此，司法机关多用传讯方式通知他们到案，被取保候审人在接到传讯后应当及时到案，才能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这里所说的“到案”，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据司法机关的要求，主动到司法机关或者其指定的地点接受讯问、审判等。
    第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被取保候审人不得以口头、书面或者其他形式威胁、恫吓、引诱、收买证人不作证或者不如实作证。
    第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这里所说的“毁灭”证据，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推脱自己责任，逃避追究，采取积极行动隐匿证据，阻碍侦查机关侦查的行为，包括销毁已经存在的证据，或者将证据转移隐藏的行为等。“伪造”证据，包括制造假的证据、对证据进行变造等改变证据特征和所包含的信息的行为。“串供”，是指被取保候审人利用自己未被羁押的便利条件与其他同案犯建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等。
    第二款是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的规定。根据近些年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根据当事人涉嫌犯罪的危害、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程度，以及其认识能力、行为倾向、特殊身份等个人情况等等，有针对性地使用个别化的强制措施，从而更有效地防止出现社会危险性，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保护社会安全，同时减少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等权利的不必要的限制或者剥夺。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的规定作了修改，增加规定了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有选择地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的规定。
    第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特定的场所，是指根据犯罪的性质及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倾向、心理状态等，可能会对这一场所正常的生产、生活或者学习造成不利影响，比如引起恐慌等，或者导致犯罪嫌疑人因为场景刺激而再次犯罪的地点。比如禁止猥亵儿童犯罪、毒品犯罪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入学校、医院等场所；禁止盗窃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入商场、车站等大型人员密集型场所；禁止进入犯罪现场等可能与被指控的犯罪有关的场所或者地点，防止毁坏现场、毁弃证据等行为的发
    生等。
    第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这里的“特定人员”，一般是指案件的被害人、同案犯、证人、鉴定人等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这些人员会见或者通信，有可能会造成串供、威胁引诱欺骗证人、打击报复被害人或者证人等，从而影响诉讼的顺利进行。
    第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一般是指禁止从事与其被指控的犯罪有关的活动。这些特定的活动，或者是与被指控的犯罪为一类或者相似的行为，可能会引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新的犯意，或者可能对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不利影响。比如，对于涉嫌证券犯罪的，禁止从事证券交易；对于涉嫌贩毒、吸毒的，禁止从事医药卫生工作中接触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的活动；对于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的，禁止参加与儿童接触的教学活动等。
    第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交通日益发达，人员流动日益频繁，人们的活动范围和交往领域日益扩大。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犯罪或对中国公民犯罪的情况也日益增多，对这些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有必要限制或者防止其离境，以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和刑罚得到执行。这些情况下，除了要求其遵守“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等一般规定外，还有必要采取一定措施限制其逃脱监管的交通、通行等便利条件。这里规定的“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是指出入（中）国国（边）境需要的证件，包括护照、海员证、签证等能够证明其身份以及允许进出中国的证件，港澳通行证、台胞证等允许进出大陆内地的证件，交通运输管理部门颁发的允许驾驶机动车（船）的驾驶证等证件。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将身份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主要是考虑到刑事诉讼法允许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在其居住的市、县活动，不收缴其身份证件是为保障其生活、工作所需。这与居民身份证法关于扣押居民身份证的规定是一致的。根据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证。但是，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执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情形除外。
    应当注意的是“特定”的确定。由于实践中情况比较复杂，难以在法律中作出详尽规定，需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个案中犯罪的性质、情节，行为人犯罪的原因和个人的行为倾向、心理状态，维护社会秩序、保护被害人免遭再次侵害、预防行为人再次犯罪的需要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周边的社会环境等具体情况决定。对于是否要求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本款规定，要求其遵守本款哪几项规定，以及特定场所、人员、活动的范围，也要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预防犯罪的需要综合考虑，逐案、逐人裁量决定。可能有的案件采用，有的案件不采用，同一案件中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用，有的就不采用。可以只涉及一个方面的事项，如只禁止从事特定活动，也可以同时涉及三个方面的事项，即同时禁止其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场所，接触特定的人员。选择要有针对性，在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维护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尽量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工作、生活、学习造成的影响降低。不能为了工作便利，要求所有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遵守本条第二款的所有规定，也不能随意扩大特定场所、人员和活动的范围。由于法律规定比较原则，为了指导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准确适用该法律规定，维护法制统一，在必要的时候，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和有关规定的方式，就禁止的具体内容、范围等作出进一步细化规定。
    第三款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规定如何处理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如果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这里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是2012年3月修改刑事诉讼法时，针对实践中对于违反取保候审规定应当没收保证金的数额不确定，有些执行机关不区分情况一律全部没收保证金的问题新增加的规定，有利于执行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适当的没收数额。具体应当没收的数额，是没收全部还是部分保证金，应当根据其违反规定的情节及严重程度决定，不能不分情况，一概简单采取没收全部保证金的方式。另外，还应根据不同情形分别作以下处罚：（1）对于违法情节较轻，不需要逮捕，允许再次取保候审的，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或者提出保证人；（2）对于违法情节比较严重，不允许再取保候审的，应当采取监视居住或者予以逮捕。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违反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取保候审结束时，应当将保证金退还本人。
    第四款是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先行拘留的规定。在实践中，对于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其遵守取保候审规定的情况来看，取保候审已经不能保证诉讼顺利进行，只能采取更严厉的强制措施。但逮捕要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需要一定的时间，由于原刑事诉讼法对在批准逮捕之前是否可以采取先行拘留措施规定不明确，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实施危害社会安全、逃避刑事追究、阻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行为，2012年3月修改刑事诉讼法，针对这一情况增加了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先行拘留的规定。对于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先行拘留的，应当根据本法关于拘留的有关规定作出决定，由公安机关按照本法规定的程序
    执行。
    对于这次修改新增加的规定，有关司法机关要在充分认识其意义和正确理解其要求的含义的前提下，正确执行。1979年刑事诉讼法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哪些规定没作规定，被取保候审人对自己有哪些义务不清楚，执行机关和所在单位无法监督，一旦被取保往往就处于无人过问的状况，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及时到案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处理往往于法无据。针对这些问题，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取保候审应当遵守的规定以及保证金的没收和退还等作了明确规定。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员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强，科技的发展和犯罪形势的变化也导致一些传统的措施不能有效保障取保候审的效果，需要作出适当调整，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追究法律责任，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进一步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也要求对强制措施的种类和强度做出必要的限制，以确保在尚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定刑罚的情况下，尽量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生产、生活的影响降低。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的规定作了修改：在应当遵守的一般规定中增加了“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的规定。
    第七十条 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应当综合考虑保证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需要，被取保候审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的性质、情节，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被取保候审人的经济状况等情况，确定保证金的数额。
    提供保证金的人应当将保证金存入执行机关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如何确定保证金数额以及交纳保证金具体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如何确定取保候审保证金数额的规定。
    要求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纳一定的保证金，是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取保候审有关规定，防止发生社会危险，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对于保证金的收取，应当从保证金的作用出发，根据适度原则确定保证金的数额，既要足以起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约束作用，以防止在刑事诉讼期间发生社会危险，保障顺利进行刑事诉讼，又要使保证金的数额适度，不能要求交纳畸高数额的保证金。1996年刑事诉讼法确定了保证金制度，但是对于保证金数额的标准以及交纳保证金的具体程序并没有明确规定。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和条件，实践中有的案件确定的保证金数额较低，缺乏足够的约束力，有些被取保候审人借机弃保潜逃，导致公检法机关不愿意使用取保候审。也有的地方公检法机关在执行中收取过高的保证金，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庭造成不应有的负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愿交纳或者无力缴纳，这些都影响了取保候审措施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导致有的办案机关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不得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较多采取羁押措施，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羁押在实践中使用的比例。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对确定保证金数额的原则和依据作了规定。
    根据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机关在确定保证金数额时，应当综合考虑保证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需要，被取保候审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的性质、情节，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被取保候审人的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因素。保证金能否起到足够的约束作用，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一是取决于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没收保证金和逃避、妨碍诉讼之间进行的利害比较，保证金的数额要能够切实保障诉讼活动正常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逃避追究的意图，压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冲动。二是取决于被取保候审人的社会危险性，也就是实施一定的行为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的可能。这都要根据其已经实施犯罪的性质，个人性格、价值观及心理倾向等综合考虑。一般来说，社会危险性越大，保证金的数额应当越高。如果保证金数额过低，则无法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对于保证金无法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应当采取拘留、逮捕等措施。
    其次，从司法公正出发，保证金的数额还要考虑案件的性质、情节，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等情节。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一样，当事人在刑事程序中所受到的刑事处遇也应当与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相称，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也与国际司法准则的一般要求相一致。如果对较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定过低的保证金数额，则有可能刺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弃保潜逃的侥幸心理，不足以约束犯罪分子；如果对较轻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定过高的保证金数额，则容易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法律和社会的抵触心理，使当事人及其亲友，甚至社会公众产生司法不公正的感受，影响刑事诉讼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保证金的数额一般应当与其所犯罪行的性质、情节以及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等相称。
    另外，不同经济能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没收保证金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同，即使社会危险性、犯罪性质、情节等因素基本相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为经济能力不同，其遵守有关规定的心理倾向也会产生差异。一般来说，同等数额的保证金，对于经济能力较差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产生更好的约束效果。因此，保证金数额还要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经济状况，确定与其经济能力相称的数额标准。
    本条并没有规定保证金的具体数额。对保证金的具体数额，由办案机关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确定，也就是赋予办案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过程中，有的意见提出，为了防止办案机关滥用这一规定，建议对保证金规定明确的数额范围。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均衡的特点，东西部收入差距很大，保证金的具体数额，需要考虑与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相适应，很难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一个大致相同的标准。对于这一问题，可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实践经验，必要的时候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根据情况制定司法解释或者具有指导性的规章制度。
    第二款是关于将保证金直接存入执行机关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的规定。对于交纳保证金的程序，1996年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一般是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保证金交给执行机关，再由执行机关存入银行专门账户。这对保证金的收取、管理和没收的执行都造成影响。实践中甚至出现个别执行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截留、坐支、私分、挪用或者侵吞保证金，或者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结束后拒绝退还保证金的情况。近些年，为了加强保证金的管理，防止违反规定处理保证金等情况的出现，司法实践部门根据国家财经管理制度，采取了在银行开立专门的取保候审保证金账户，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照执行机关要求将保证金存入专门账户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实践作法的有益经验，规定由提供保证金的人将保证金直接存入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提供保证金的人”是指交纳保证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拘留、逮捕无法亲自交纳保证金而接受委托代其交纳保证金的人。“执行机关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是指执行机关在银行开立的专门用来收取取保候审保证金的专用账户。根据本款的规定，办案机关在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并确定保证金的金额后，应当将决定书送达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提供保证金的人根据取保候审决定书上确定的保证金数额，直接将保证金存入取保候审保证金专用账户，银行直接开具有关凭证，而不需要先交给执行机关。
    第七十一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凭解除取保候审的通知或者有关法律文书到银行领取退还的保证金。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应当退还保证金的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对领取取保候审保证金手续的规定。
    根据本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凭解除取保候审的通知或者有关法律文书到银行领取退还的保证金。取保候审是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强制措施，本身不涉及案件的实体问题，因此，无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都应当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遵守本法关于取保候审应当遵守的规定为标准，决定是否应当退还保证金。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过程中没有违反本法关于取保候审应当遵守的规定，即使最终被判决有罪，有关机关也应当在取保候审结束后退还保证金。对于违反规定的，也应当根据其违反规定的情节及严重程度，决定没收全部或者部分保证金，不能不分情况，一概简单采取没收全部保证金的方式。
    对于如何退还保证金，1996年刑事诉讼法已经作了规定，但对领取退还的保证金的手续和凭证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为了具体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退还保证金的规定，有关机关和部门也作了一系列补充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结束，没有违反有关规定的情况下，有关机关要作出决定，签发退还保证金决定书，在解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同时，将保证金如数退还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退还保证金决定书上签名或者捺指印。但在执行中，也曾存在个别办案机关或者办案人员由于利益驱动，故意刁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签发退还保证金决定书，或者采取相互推诿、拒绝会见等各种方式，变相不签发退还保证金决定书，导致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无法领取保证金的情况。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益，2012年3月修改刑事诉讼法，对领取退还的保证金的方式作了修改，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凭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或者有关法律文书领取退还的取保候审保证金。
    根据本条的规定，取保候审保证金应当在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退还。在取保候审结束时，执行机关应当出具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恢复人身自由，领取退还的保证金的凭证。对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解除取保候审的，也应当通知执行机关，发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以及他们委托的人可以凭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直接到银行领取退还的保证金。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的案件，在移送审查起诉或者移送起诉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决定的取保候审相应结束，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和刑事诉讼的需要，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或者决定将取保候审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受案机关作出继续取保候审决定的，原来缴纳的保证金仍然可以继续作为保证金。变更保证方式，不再采取保证金方式的，也要退还其保证金。这种情况下虽然不需要办理解除手续，但也应当发给变更保证方式的决定，作为其领取退还的保证金的凭证。另外，在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或者人民法院对案件经过审理作出无罪判决后对被告人予以释放的，或者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为了执行刑罚而将被取保候审的被告人收押的，原取保候审措施也相应结束。在决定机关将取保候审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后，应当立即解除原取保候审，执行机关应当及时书面通知被取保候审人、保证人。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更了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或者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没有违反相关决定的，决定机关也应当将取保候审保证金退还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这些情况下，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或者提供保证金的人凭变更强制措施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判决书等有关法律文书到银行要求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的，银行也应当予以退还。银行在办理退还保证金手续时，对于领取保证金的人提出了解除取保候审通知或者有关法律文书的，应当依照规定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得拒绝。
    第七十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
    （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
    （四）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
    （五）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监视居住的条件和执行机关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了本条规定，重新定位了监视居住的性质，将监视居住规定为逮捕的替代措施。
    本条分为三款。第一款是关于监视居住条件的规定。采取监视居住措施要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符合逮捕条件。也就是说，对于可以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是符合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一规定，明确了监视居住作为逮捕替代措施的性质。有关部门在适用监视居住措施的时候，首先应当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逮捕条件。
    第二，必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本款主要规定了五种情形：
    （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这里所说的“患有严重疾病”，主要是指病情严重，生命垂危、在羁押场所内容易导致传染、羁押场所的医疗条件无法治疗该种疾病需要出外就医、确需家属照料生活等情况。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从有利于这类病人治疗和生活出发，在不妨碍诉讼顺利进行的情况下，规定了可以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生活不能自理”，是指因年老、严重残疾等导致丧失行动能力，无法自己照料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他人照料的情形。这种情况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不能照料自己生活，同样一般也无法再实施妨碍诉讼，危害社会的行为。对这两类人规定可以监视居住，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回到社会上或家庭中，尽量获得更好的医治和照顾，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妇女在怀孕后，生理、心理会发生变化，行动不便等也减弱了其妨碍诉讼，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能力，胎儿的正常发育也需要不同于一般人的照顾和医疗措施。刚出生的婴儿需要母乳喂养，初期的成长环境也会对其人生具有非常重大的塑造作用。为了有利于胎儿、婴儿的发育、成长，规定对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监视居住，让她们及婴儿回到社会上或家庭中，得到更好的医疗和照顾，是人道主义精神的要求，有利于刑事诉讼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扶养是指家庭成员以及亲属之间依据法律所进行的共同生活、互相照顾、互相帮助的权利和义务。这里所说的“扶养”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包括养父母子女以及具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以及配偶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扶养。另外，我国继承法规定，丧偶的儿媳、女婿对公婆、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在继承的时候应当分给适当的遗产份额。这种情况也是我国法律规定的法律上的扶养关系。本条规定的适用监视居住，一是要求被扶养人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比如因为疾病、残疾、年老丧失生活能力或者行动能力、年幼等无法照顾自己基本生活的情况。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该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即除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外，没有其他人对该生活不能自理的人负有法律上的抚养义务。这一规定是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为了维系基本的社会家庭伦理关系，维护司法权威，维护社会和谐所作的规定。
    （四）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案件的特殊情况”一般是指案件的性质、情节等表明虽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逮捕条件，但是采取更为轻缓的强制措施不致发生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社会危险性，或者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能够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的情形。比如，因长期受迫害所引发的杀人、伤害案件，引起社会同情，且现实危险性较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悔罪赎罪态度明确积极，得到被害人、社会谅解的案件等。“办理案件的需要”是从有利于继续侦查犯罪，或者诉讼活动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出发，对本来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比如，为抓获可能与其联系的同案犯、防止其他犯罪嫌疑人因为与其无法联系而潜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采取羁押措施，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有利的。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逮捕条件，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存在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社会危险，这导致办案机关对其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时会面临一定的风险。因此，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确定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是否“更为适宜”的时候，要结合案件的性质、情节，可能存在的风险等，综合各方面因素慎重考虑。
    （五）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这里规定的“羁押期限”，是指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的期限。如果案件在法定羁押期限届满不能办结的，对于还需要继续侦查、审查核实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或者审理，又有社会危险性，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根据本条的规定采取监视居住措施。这样规定，有利于督促司法机关抓紧时间办案，减少久拖不决的案件数量，有助于解决超期羁押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这里规定“可以”采取监视居住措施，而不是“应当”、“必须”，是考虑到让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对于有些尽管符合本条规定的情况，但可能具有很大的社会危险性的，也可不采取监视居住措施而予以逮捕。
    第二款是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规定。对于本款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由于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因此无法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如果不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又没有任何约束，很难保证其不发生社会危险性。从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维护社会秩序出发，本条增加了这一规定。
    第三款是关于监视居住执行机关的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有权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监视居住，但执行机关只有一个，这就是公安机关。法律这样规定，一是考虑到公安机关在各个区域都设有派出机构，同时公安机关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也有紧密的联系，并且有拘留、执行逮捕的权力，一旦发现违反规定者或者不该监视居住者，也可以及时依法处理，因此，公安机关执行便于加强对被监视居住人的监督和考察。二是根据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对于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和执行权，一般都要分离，这是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地决定和采取监视居住措施。三是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公诉和法律监督机关，从有利于客观公正处理案件，维护司法的公正和权威出发，不宜由其直接在社会上从事这些活动，对于其决定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还是由公安机关执行较为适宜。
    第七十三条 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场所、通知家属、委托辩护人、法律监督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了本条规定。一是将无固定住所之外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形作了严格限制；二是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三是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其家属；四是对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作了规定；五是对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作了规定。
    本条分为四款。第一款是关于监视居住执行处所的规定。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所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根据这一规定，只能对无固定住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措施；没有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处所、通知家属、委托律师等做出更具体细致的规定。实践中办案机关较少采用监视居住措施，有的情况下采取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监视居住的办法，规避有关监视居住的规定，实际上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相羁押，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护。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处所、通知家属、委托律师以及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作了规定。
    根据本款的规定，监视居住主要有两种执行场所：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和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应当在其住处执行。这里规定的“住处”，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市、县内学习、生活、工作的合法住所。对于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的，本款规定限于两种情形，一是没有固定住所的，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市、县内没有合法住所的；二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的情形。对于第二种情形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符合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即本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符合逮捕条件，且有下列情形：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的。对于符合逮捕条件但不具有上述情形，应当采取逮捕措施，不得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代替逮捕。2．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这三种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具有重大危害，这类犯罪中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顽固的犯罪动机和冲动，从其组织、策划到实施与一般犯罪有很大的区别，采取一般的监视居住措施，很难防止其继续实施犯罪和破坏刑事诉讼的进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作为对偶性犯罪，存在行贿人和受贿人双方，串供、建立攻守同盟等是这类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较常见的对抗侦查，逃避刑事追究的方式之一，也要采取措施切实防止这种妨碍诉讼进行的情形发生。3．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是指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进行更深入侦查，但是在住处执行可能会导致犯罪嫌疑人面临人身危险的，或者在住处执行可能引起同案犯警觉，导致同案犯潜逃或者转移、隐匿、销毁罪证的等情形。应当注意的是，对这三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监视居住的例外规定，如果这些案件可以在住处执行监视居住的，应当首先考虑在住处执行。4．应当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根据本条规定，这三类案件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要经上一级检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批准。对于不符合上述条件的这三类案件，不能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另外，无论对于因为无固定住所还是对于因为三类特殊案件而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本法都明确规定不得在看守所、行政拘留所、留置室等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或者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其他工作场所执行。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办案机关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弄成变相的羁押，规避本法关于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及时送看守所关押，讯问必须在看守所进行等方面的规定，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第二款是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通知家属的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通知家属的问题未作规定。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和侦查机关打击犯罪能力的不断提高，应当对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作出规定。根据本条规定，对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这里规定的“无法通知”是指犯罪嫌疑人没有家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家庭住址、通讯方式无法查找或者根据其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不上，以及因为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事由造成通讯、交通中断等无法通知的情形。
    应当注意的是，根据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应当对其身份进行调查，并且不得停止对其犯罪行为的侦查取证。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确实无法查明其身份的，也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起诉、审判。因此，对于身份、住址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首先调查其身份，不能不经调查就直接以“无法通知”为由不通知家属。无法通知的情形消失以后，也应当立即通知其家属。这些修改，都体现了中国民主法制和保护人权的进步，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进一步保护。
    第三款是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规定。本法第三十三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以及办案机关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义务等作了规定。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根据本条委托辩护人，也可以由其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办案机关也应当根据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
    要求。
    第四款是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法性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根据宪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我国重要的司法制度，是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一项重要的职权。为确保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依法执行，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这种监督，不仅包括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决定和采取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也包括在检察机关内部，侦查监督部门对负责自侦案件的部门所决定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
    第七十四条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折抵刑期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一是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折抵刑期做了明确规定。我国刑法对拘留、逮捕的期限折抵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刑期作了规定，主要是考虑，拘留、逮捕作为保障诉讼顺利进行而采取的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本身不属于刑罚处罚，因此，在判处刑罚之前对罪犯人身自由的先期剥夺或者限制，应当在其承担的刑罚中予以折抵。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考虑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虽然不属于羁押措施，但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剥夺的程度比一般的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更强，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次修改规定了这一
    内容。
    二是明确了折抵的标准。根据本条的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日折抵管制一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二日折抵拘役、有期徒刑一日。这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本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限制和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方式、程度与拘留、逮捕等羁押措施不同，在强制措施执行中的处遇也不同，从与刑罚的比较来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与管制的强度相似，但明显低于拘役、有期徒刑，因此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在折抵标准上应当低于羁押措施，规定不同的折抵标准。
    另外，虽然本条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在实践中也应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注意折抵的计算方法。根据刑法规定的计算方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折抵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即判决开始执行的当日起计算，当日包括在刑期之内；判决执行以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一日折抵管制刑期一日，或者二日折抵拘役、有期徒刑一日。这里所说的“判决执行之日”，是指罪犯被送交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关执行刑罚之日，而不是指判决生效的日期。对于虽已作出有罪判决，但犯罪分子尚未交付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关执行的，还不能算判决执行之日，不能开始计算刑期。
    第七十五条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
    （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六）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监视居住应当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监视居住规定如何处理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以下几处修改：一是，将“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所，无固定住所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统一明确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二是，在“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的规定后增加不得“通信”的要求；三是，增加了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的要求；四是，增加规定，对违反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需要予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先行拘留。
    本条分为两款。
    第一款进一步明确了被监视居住人应当遵守的规定。
    根据本款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六项规定：
    第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这里规定的“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县内学习、生活、工作的合法住所。一般情况下，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所执行；二是应当采取监视居住措施但在本地没有固定住处的，或者根据本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监视居住可能有碍侦查的，由办案机关在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县内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的居所。应当注意的是，办案机关不得建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也不得在看守所、行政拘留所、留置室或者公安机关、监察机关的其他工作场所执行监视居住，对犯罪嫌疑人变相羁押。被监视居住人有正当理由要求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处所的，应当经执行机关批准。如果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决定的监视居住，公安机关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征得原决定机关同意。
    第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是指被监视居住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除与自己居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和所聘请的辩护律师、辩护人以外的其他人，也不得与这些人以外的其他人通信。这里规定的“通信”除了一般的信件往来外，也包括通过新的通讯方式，比如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进行的沟通和交流。为了保证被监视居住人遵守有关规定，除了一般的监督管理手段外，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也新规定了一些必要的监督管理手段。比如，本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对于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根据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辩护人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可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
    第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即被监视居住人应随传随到，这是对不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起码的要求，以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不在押，因此，司法机关多用传讯方式通知他们到案，被监视居住人在接到传讯后应当及时到案，才能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这里所说的“到案”，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据司法机关的要求，主动到司法机关或者其指定的地点接受讯问、审判等。
    第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即被监视居住人不得以口头、书面或者以暴力、威胁、恫吓、引诱、收买证人等形式阻挠证人作证或者不如实作证，也不得指使他人采取这些方式阻挠证人作证或者不如实
    作证。
    第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即被监视居住人不得利用自己未被羁押的便利条件，隐匿、销毁、伪造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或者串供，或者指使他人采取这些方式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这里所说的“毁灭证据”，是指采取积极行动隐匿证据，阻碍司法机关查明案情的行为，包括销毁已经存在的证据，或者将证据转移隐藏的行为等。“伪造证据”，是指制造假的证据、对证据进行变造等改变证据本来特征和信息等，以便推脱自己责任，逃避追究。“串供”，是指监视居住人利用自己未被羁押的便利条件与其他同案犯建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等。
    第六，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这一规定是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增加的规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交通日益发达，人员流动日益频繁，人们的活动范围和交往领域日益扩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脱的手段和工具也日益增多。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犯罪或对中国公民犯罪的情况也日渐增多，对这些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需要限制或者防止其离境，以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和刑罚得到执行。这些情况下，有必要采取一定措施剥夺其逃脱监管的交通、通行等便利条件，有效保障监视居住的顺利执行。相对于取保候审应当遵守的规定，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是被监视居住人必须遵守的规定，而且比取保候审增加了身份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的规定。这样规定，是考虑到监视居住是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限制在其居所，将这些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不会对其生活、学习造成影响。对于扣押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民身份证，居民身份证法也作了明确规定。对于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等的含义，在本法第六十九条的释义中已经作了解释。
    这一款的内容，主要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对被监视居住人应当遵守什么规定，违反规定如何处理没作明确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把被监视居住的对象关进看守所、拘留所，有的则在招待所、旅馆，甚至在私设的“小黑屋”搞所谓的监视居住，把监视居住搞成了变相羁押，这不仅与刑事诉讼法当初设计监视居住措施的初衷相距甚远，而且也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使监视居住作为一种非关押的强制措施更便于操作，对被监视居住的人的行为规范作明确规定，使其明白应当遵守什么规定，违反规定会有什么后果，同时也为了便于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监督，1996年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的规定。这次修改，针对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变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员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强，科技的发展和犯罪形势的变化也导致一些传统的监督管理措施不能有效保障监视居住的效果的情况，为了增强监视居住措施的针对性，更有效地防止出现社会危险性，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对被监视居住人应当遵守的规定作了作出适当调整和补充修改，统一了监视居住的执行处所，增加了不得与他人通信的要求，增加了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的要求。在实践执行中，要注意对这些新增规定的执行。
    第二款是对被监视居住人违背法律规定应如何处理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背本条第一款的六项规定，如果给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造成了干扰或者增加了困难，严重妨碍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就属于“情节严重”。比如，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实施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未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擅自会见他人、经传讯不到案等造成严重后果的等。对于情节严重的，可以对其予以逮捕；如果违反规定情节较轻，可以继续对其监视居住。
    在实践中，对于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依法定程序履行必要的审批手续需要一定的时间，由于原刑事诉讼法对在批准逮捕之前是否可以采取先行拘留措施规定不明确，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检察机关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前继续实施危害社会安全、逃避刑事追究、阻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行为，有必要先行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因此，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对于违反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需要予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先行拘留。
    第七十六条 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
    监控。
    【本条主旨】
    本条是对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人进行监督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了本条规定。
    根据本条规定，执行机关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这里规定的“电子监控”，是指采取在被监视居住人身上或者住所内安装电子定位装置等电子科技手段对其行踪进行的监视。“不定期检查”是指执行机关对其行踪和遵守有关规定的情况进行的随机的、不确定的检查和监视，既可以是随时到执行处所进行检查，也可以是通过电话等进行随机抽查。“通信监控”是指对被监视居住人的通信、电话、电子邮件等与外界的交流、沟通进行的监控。
    要正确理解和适用本条规定，一是要注意本条的立法背景。对于如何监督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监视居住的有关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包括通信和网络技术等高科技在内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这些进步和发展一方面对监督被监视居住人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带来了一些困难和挑战，另一方面也为更有效的监控被监视居住人的行踪带来了便利。比如，为了更好地保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有关规定，一些国家发展了电子手镯等监控方式，通过电子定位的方式对他们遵守法律的情况进行监视。我国在试行社区矫正的过程中，有些地方也尝试这种方法，取得很好的效果，有必要在监视居住措施中推广。为了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赋予执行机关相应的监视措施，同时也对采取这些措施作出明确限制。正确理解该规定的必要性，对于正确执行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是要正确把握本条适用的范围和程序。首先，这些措施只能涉及被监视居住人本人，不宜对其家人也进行电子监控。其次，在侦查阶段为了对被监视居住人进行监督管理，可以采取通信监控的方式。如果需要采取监控通信的方式侦破犯罪，要根据本法关于技术侦查的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根据批准的措施种类、对象和期限执行。
    第七十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对于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应当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和解除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两款。
    第一款是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这里规定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分别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每一机关有权决定的最长期限。也就是说，在每一诉讼阶段，每一机关有权决定的取保候审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作为逮捕的替代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限制强度要比取保候审更强，因此，对监视居住，规定了比取保候审更短的期限，即监视居住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这样规定，有利于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等合法权利，也有利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拘留、逮捕等措施一起，构成一个有序的强制措施体系，便于办案机关根据案件情况选择适当的强制措施。
    第二款是对司法机关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或者期限届满以后应当如何办理案件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这是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基本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等情况出发，保障准确、及时查明犯罪而采取的。从强制措施的合目的性出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抓紧时间办案，尽量在此期间完成侦查、起诉和审判。这种对刑事诉讼活动应当不间断进行的要求，也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为长期处于被追诉状态而造成权利的不确定，有利于公民权利的保护。
    二是，如果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有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者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情形，应当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这里规定的“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主要是针对以下两种情况：1．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人没有犯罪事实的，包括犯罪事实没有发生，所侦查的犯罪活动不是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人实施的等。2．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的，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这里规定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决定书上确定的具体期限已经届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案件还未了结，也应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如果确需继续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应当重新作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决定，确定新的期限。在确定新的期限时，应当注意本条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累计最长期限的限制，即取保候审最长不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超过6个月。
    三是，本款还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后应当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这样规定，有利于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当事人及时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
    要正确理解和适用本条规定，首先应当认识这一规定的必要性。刑事诉讼活动，无论从惩治犯罪还是保障人权的角度来说，都应当及时进行，对于剥夺或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都要有明确的期限，防止使公民的人身权利等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以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1979年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期限。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针对实际执行中司法实务部门掌握不一的问题，以及对于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后的诉讼活动如何进行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以及采取措施后的诉讼活动如何进行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明确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并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后的程序作出明确要求，有利于督促办案机关在采取强制措施以后及时结案，防止办案机关在宣布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以后，出现所谓的“候而不审”的现象，防止案件久拖不决，或者在超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后不解除相关措施，或者有的办案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宣布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后，不了了之，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作为案件最终处理的情况。1996年以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及采取措施后的要求是恰当的，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没有对本条进行修改。
    其次，在具体执行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本条已经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最长期限作了规定，但不是要求对每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要确定12个月的取保候审或者6个月的监视居住。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强制措施，既要考虑保障办案的实际需要，也要根据合比例原则，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社会危害以及其本人的社会危险性等因素，确定合适的具体期限，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诉讼活动。
    二是，如果是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被依法没收保证金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情况仍决定对其取保候审的，对于取保候审的期限应当连续计算，不能另行计算期限，期限也要遵守本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的规定。
    三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各自阶段，应当分别计算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的案件，都应当分别重新办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手续，并重新计算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即使前一阶段的司法机关确定的期限没有用完，也不能继续使用前一阶段没有使用完的期限。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在同一诉讼阶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也不得对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重复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这些要求，都是为了防止变相延长强制措施的期限或者突破取保候审最长不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超过6个月的最长期限限制。
    四是，根据本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被解除取保候审的当事人，可以凭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或者有关法律文书到公安机关在指定银行设立的专门账户领取退还的保证金。因此，无论是期限届满，还是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有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情形，都应当及时办理解除手续，发给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通知书或者有关法律文书，以便于当事人及时退还保证金。这样规定，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有利于防止在实践中出现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超过法定期限不侦、不诉、不审，变相放纵犯罪的情况发生。
    第七十八条 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逮捕的批准、决定权和执行权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从两个方面作了规定。
    一是，关于逮捕的批准、决定权。根据本条的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批准、决定权主要有两种情况：
    1．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逮捕的批准权。公安机关对于侦查过程中发现的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决定书，报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这就是说，公安机关在侦查中认为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将案件材料报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公安机关不能自行决定逮捕。
    2．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的情况。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公安机关没有采取逮捕措施，在移送审查起诉后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采取逮捕措施的，或者在审查起诉阶段因为情形变化不再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而需要逮捕的；二是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中需要逮捕的情况。（2）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审判阶段，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中尚未逮捕的被告人认为应依法逮捕的，以及人民法院决定对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后因为被告人违反规定等情形而不再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需要逮捕的；二是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的被告人认为有逮捕必要的。
    二是，关于逮捕的执行权。根据本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虽然有逮捕决定权，人民检察院虽然有逮捕审查批准权和自侦案件的逮捕决定权，但是逮捕只能由公安机关执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能自己执行。也就是说，无论是检察院批准逮捕的，还是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应当将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的文书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的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法律作这样的规定，既体现了公、检、法三机关的互相配合，也有利于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制约、互相监督，有利于及时发现错误，及时纠正。
    理解本条规定的关键，是充分认识决定权和执行权分离的意义。逮捕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或者阻碍侦查、审判，继续犯罪，依法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对逮捕的决定、批准权和执行权实行分离，避免自己决定、自己执行，失去对逮捕、羁押权的制约，是宪法的要求。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这是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要求和体现，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也与我国签署或者参加的相关国际公约、条约的要求精神是一致的。刑事诉讼法在这一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上，坚持上述原则，将逮捕的决定权和执行权分离，有利于保证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加强公安司法机关之间的监督制约，防止滥用职权，保证准确有效地决定和执行逮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实际执行中应注意逮捕有犯罪嫌疑的人大代表时的特殊批准程序问题。为保证人大代表行使代表职责，我国法律对逮捕人大代表的程序作了特殊规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关应当立即报告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受理有关机关依照本条规定提请许可的申请，应当审查是否存在对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进行法律追究，或者对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等其他执行职务行为打击报复的情形，并据此作出决定。
    第七十九条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逮捕条件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以下几处修改：一是将“社会危险性”细化规定为五种情形；二是对特殊案件应当直接予以逮捕的情形作了规定；三是针对实践中对于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是否可以批准逮捕认识不一致的问题，对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情节严重的，规定可以采取逮捕措施。
    本条分为三款。第一款是对一般逮捕条件的规定。根据本款的规定，逮捕应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才应依法逮捕：
    第一，证据要件，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里所说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一般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不要求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其中“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这就是说，只要有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中的任何一种证据能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就达到了逮捕的证据要件，并不要求侦查人员把犯罪的所有证据都必须先拿到手，对主要犯罪事实都查清，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第二，罪行要件，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有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刑罚的轻重，反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社会危险性，也与其逃避或者妨碍诉讼的可能之间存在很大的正相关关系。用刑罚为条件可以有效衡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妨碍诉讼、逃避刑罚执行的可能性。一般来说，将较轻的犯罪排除在羁押范围以外，对于法定刑较低或者可能判处较轻刑罚的犯罪，不采取羁押措施，有利于限制羁押措施的过多适用，也不会妨碍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这就要求羁押措施要遵循比例性原则，即是否羁押以及羁押时间必须与所追究的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相适应。在羁押条件设计时，这一原则体现在对被适用者可能判处的刑罚的要求上，羁押并不针对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必须是可能判处一定刑罚和刑期的罪犯。如果所犯罪行可能连徒刑都判不了，即表明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就无必要逮捕。因此本条规定了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实体要件。
    第三，社会危险性要件。这里所说的社会危险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行为的可能。本款明确规定了五种社会危险性的情形：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羁押作为一种预防性措施，能保护公民免受极可能发生的重大犯罪的侵害，因此也确有必要。对于可能实施新的犯罪，一是从其已经实施的犯罪所体现的主观恶性和犯罪习性进行考察，比如是否是惯犯、流窜犯等已经养成习性的罪犯，是否曾经被判处过刑罚，是否属于累犯，被指控的犯罪是否属于过失犯罪等各方面的因素确定。另一方面，如果有一定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开始策划、预备实施某种犯罪的，也可以认定为可能实施新的犯罪。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行为，涉及国家的安全或者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秩序和稳定等，对于具有这种现实危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慎重考虑。如果有一定的证据或者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在积极策划、组织或者进行准备，极有可能实施这类犯罪行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就需要根据本条规定采取逮捕措施。对于只是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想法或者观念，有较为充分的证据能够表明不会实施危害社会危险的行为的，也可以不予逮捕。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即采取积极行动毁灭证据，包括销毁已经存在的证据，制造假的证据或者对证据进行伪造、变造等改变证据本来特征和信息；利用自己未被羁押的便利条件与其他同案犯建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以口头、书面或者以暴力、威胁、恫吓、引诱、收买证人等形式对共同被告人、证人或者专家证人施加不当影响，阻挠证人作证或者不如实作证，或者指使、威胁、贿赂他人采取这些方式阻挠证人作证或者不如实作证，从而危及对事实真相的查明，使刑事侦查和审判等诉讼活动难以进行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接受举报、控告等，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发现犯罪、查获犯罪的一个重要方面，举报人、控告人，包括被害人都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证人，保护这些人不受打击报复，不仅有利于鼓励群众同犯罪作斗争，也有利于及时发现案件的真相。这里的打击报复，包括采取暴力方法进行的伤害或者意图伤害行为，也包括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进行威胁、恐吓，对其人格、名誉进行的诋毁、攻击，或者利用职权等进行的刁难、要挟、迫害等。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在刑事诉讼中，为了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保障法院的判决得到执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接受讯问和审判是必要条件之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追诉以后自杀、逃脱或者隐藏，本身已经说明不采取控制措施，刑事追诉就可能会因为其逃避行为而受阻。因此，对于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逮捕措施。
    根据本款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需要具备社会危险性条件。这种社会危险性，应当根据案件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具体情况，包括涉案轻重程度、可能的刑期高低、其人格和私人关系等个案情况作出综合权衡和认定，并不是只要具有社会危险性就要采取逮捕措施。比如，对于一些罪行虽然比较严重，但主观恶性不大，有悔罪表现，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的；犯罪预备、中止、未遂的；犯罪后能够如实交代罪行，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等客观情节，能够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会产生社会危险性的，虽然符合刑期条件和证据条件，也可以不采取逮捕措施。
    第二款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迳行逮捕的特殊规定。为了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安全，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重大，或者有证据表明其曾经犯罪，实施过危害国家、社会安全，干扰诉讼顺利进行的行为的，或者身份不明不采取逮捕措施逃跑后就无法查找的，就需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其妨碍诉讼，危害社会。本款规定的应当逮捕，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情况。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都是严重的犯罪，有必要对这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逮捕。二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刑法上来说，再犯一般都表明罪犯具有较强烈的反社会心理属性和较大的社会危险性，曾经故意犯罪的情况本身就已经表明了这种社会危险性的存在。三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实践中，很多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身就是因为强烈的逃避追究的心理驱使而拒绝向办案机关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住址等信息，导致身份无法查明，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这种较重的刑罚的事实，更有可能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种心理，因此有必要对这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羁押。
    应当注意的是，这次修改后，逮捕条件相对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发生了很大变化。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1996年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考虑到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反映的“主要犯罪事实”条件过于严格，在短期内无法查清，特别是对一些疑难、复杂案件很难做到，公安机关为了解决办案时间不够的问题，只好采取收容审查措施，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和执行，缺乏必要的制约，存在超范围、超时限、管理混乱的问题，出现了一些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为了适应打击犯罪和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在取消收容审查的同时，将逮捕条件修改为：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为了更好地执行审查批准逮捕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对逮捕条件作了进一步具体的操作规定。但实践中，也有一些部门反映，对于“社会危险性”包括哪些情况、是否有程度限制，如何理解“有逮捕必要”等规定的较模糊，在具体案件中容易出现认识分歧，有的检察机关对逮捕条件掌握过严，甚至按照审查起诉条件把握逮捕条件，导致对一些本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批捕，公安机关为侦查需要，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变相羁押，或者采取拘留后延长拘留提请批准逮捕期限的办法，以拘代侦。公安机关不愿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也推高了逮捕和羁押的比例，甚至对一些罪行较轻或者社会危险性很小的犯罪嫌疑人也适用逮捕措施，出现应该判处的刑期短于羁押期限，法院不得不关多久判多久的情形。为有利于司法机关准确掌握逮捕条件，发挥逮捕措施在追究犯罪中的作用，防止错误逮捕，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切实保护，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作了进一步规定。
    第三款是对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的条件规定。这一规定，是与本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相衔接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了本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就表明被告人具有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社会危险性。如果存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五种社会危险性情形，给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造成了干扰或者增加了困难，或者严重妨碍了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就属于“情节严重”，应当对其予以逮捕，如果违反规定情节较轻，可以继续对其监视居住。对于应当予以逮捕的，可以根据本法的规定采取先予拘留措施，并按照规定的程序提请审查批准逮捕，在人民检察院批准后执行逮捕。
    第八十条 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
    （一）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二）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
    （三）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
    （四）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
    （五）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
    （六）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
    （七）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刑事拘留的对象和条件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公安机关在作出拘留决定的时候，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拘留措施适用于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所谓现行犯，是指正在实施犯罪的犯罪分子。包括正在预备犯罪、正在实施犯罪，或者犯罪刚刚结束，尚未离开现场，在场目击的人或者随后追查犯罪的人可以确认犯罪系其实施的犯罪嫌疑人。重大嫌疑分子，一般是指侦查机关通过侦查，已经有较大量的证据能够基本证明犯罪系其实施的犯罪嫌疑人。
    二是，本条根据拘留的目的，具体列举了适用拘留措施的几种情形。其中如第一项“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第二项“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第三项“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情形，一般来说根据这些情况，都基本可以确认犯罪系犯罪嫌疑人实施的，及时采取措施，可以防止其继续犯罪，减少犯罪造成的危害，也有利于及时、全面收集证据，提高诉讼效率；第四项“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第五项“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主要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刑事追究和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第六项“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第七项“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的”情形，这两种情况下，一旦犯罪嫌疑人逃逸，就会给查清事实、抓获犯罪嫌疑人造成很大的困难，及时采取措施约束犯罪嫌疑人，可以极大地提高诉讼效率。
    正确理解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措施的目的，对于正确采取拘留措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一般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要求来说，采取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般需要事先经过批准。但是出于防卫社会的目的，均衡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也有必要赋予警察在紧急情况下采取临时性强制措施的权力，在犯罪正在进行或者尚未逃脱的情况下，先行采取措施制止犯罪、控制犯罪嫌疑人或现行犯，并为决定是否逮捕提供时间保障。刑事拘留是公安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采取的依法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其目的是为了及时制止正在进行的犯罪，抓获现行犯罪分子和重大嫌疑分子；阻止犯罪危害延续，尽量消除犯罪后果；及时取得罪证，查明案情，保证侦查工作顺利进行。我国1954年及1979年的逮捕拘留条例都对拘留的条件作了严格规定，并在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法时，认真总结经验吸收到刑事诉讼法中。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又对其中一些条件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考虑到之前为查明罪犯，特别是查清流窜作案和身份不明的犯罪分子而采取的收容审查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手段，羁押时间较长，而且不经其他司法机关，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将收容审查中与犯罪斗争有实际需要的内容，吸收到刑事诉讼法中，对有关刑事强制措施进行补充修改，将其中不讲真实姓名、来历不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等需要公安机关迅速采取措施，才能制止犯罪，查明犯罪，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也吸收到刑事诉讼法有关先行拘留的规定中，不再保留作为行政强制手段的收容审查。这样修改，有利于防止在刑事诉讼中采用非刑事诉讼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
    在实际执行中，公安机关还应注意拘留有犯罪嫌疑的人大代表时的特殊批准程序问题。为保证人大代表行使代表职责，我国法律对拘留人大代表的程序作了特殊规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对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拘留，执行拘留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向被拘留人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其常委会报告。对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采取拘留措施的，执行拘留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报告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
    大会。
    第八十一条 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拘留、逮捕的时候，应当通知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公安机关异地执行拘留、逮捕时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公安机关配合义务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对异地执行拘留、逮捕作了两个方面的规定：
    一是规定了执行拘留、逮捕任务的公安机关的通知义务，即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拘留、逮捕任务时，应当通知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这里的“异地”，是指立案侦查的公安机关所在地以外的其他地区。“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是指犯罪分子居住或者藏匿的地区。规定“通知”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公安机关，一方面是为了让当地公安机关能够为配合执行拘留、逮捕任务进行必要的准备，比如事先查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下落，准备人员、车辆，拟定行动路线、方案等。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作为当地的治安管理机关，有责任掌握本地的治安状况，包括在本地是否发生了违法犯罪、犯罪嫌疑人是否居住在本地或者流窜、隐藏在本地等情况。在当地公安机关不知情的情况下执行了拘留、逮捕，也可能会给当地公安机关造成工作上的麻烦，比如误认为本地公安机关管理的居住人口失踪，甚至出现当地公安机关不了解实际情况，因误解而给拘留、逮捕造成障碍的情况。从实践来说，通知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一般是派人到当地公安机关执行任务，并请求当地公安机关配合，也可以将配合的请求通知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公安机关，由当地公安机关自己执行拘留、逮捕任务后，通知请求协助的公安机关将被拘留、逮捕人押解回侦查案件的公安机关所在地。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在通知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时，要告知并出示有关的拘留、逮捕证及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比如办案协作函件）等，保证各种法律手续完备。在必要的时候，还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介绍基本的案件情况，以便于当地公安机关制定具体的方案。
    二是规定了异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义务。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得到通知后，应当积极配合前来执行拘留、逮捕任务的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拘留、逮捕。“配合”包括帮助查找被拘留、逮捕人所在的具体地点，派出为保证顺利完成拘留、逮捕任务所必需的人员，提供必要的警械、车辆，在拘留、逮捕后本地看守所及时协助羁押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帮助进行异地押解等工作。根据本条规定，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应当”配合，也就是必须配合完成拘留、逮捕任务。因此，外地来执行拘留、逮捕任务的公安机关只要法律手续完备，协作地公安机关就应当及时予以配合。经调查核实被拘留、逮捕人不在本地管辖范围的，也应当及时转递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协作地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后，应当立即通知委托地公安机关。委托地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提解。当然，对于协作地公安机关依照请求协作的公安机关的要求履行办案协作职责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比如错误拘留、逮捕引起的国家赔偿责任等，应当由请求协作的公安机关承担。
    对各地公安机关如何配合执行好异地拘留、拘留工作做出明确规定，是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更好地履行侦查职责，准确及时查明犯罪，抓获犯罪嫌疑人的需要。逮捕根据法律规定，拘留、逮捕由公安机关执行。由于犯罪分子作案后一般都想尽办法逃跑、躲藏，千方百计地企图逃脱公安司法机关打击，因此，案件侦破后，将犯罪分子捉拿归案的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的。在很多情况下，犯罪分子都逃离作案地，所以查明犯罪分子藏匿的下落，并将其抓获的任务也不都是在其作案地完成的，许多都需要公安机关异地执行拘留、逮捕。一般来说，为了提高侦查效率，各国的侦查机关都遵循一体化原则，在完成任务时服从统一的指挥。我国公安机关也是这样，配合异地前来抓捕的公安机关完成拘留、逮捕任务是各地公安机关应尽的义务。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到异地去执行拘留、逮捕的公安机关都会在主动通知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后，取得当地公安机关的积极配合。但有时候，由于沟通不够，甚至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存在保护主义等原因，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拘留、逮捕任务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有的得不到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不利于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影响了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因此，刑事诉讼法对这种情况下异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义务作了明确规定。
    第八十二条 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
    （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二）通缉在案的；
    （三）越狱逃跑的；
    （四）正在被追捕的。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扭送的规定。
    【本条释义】
    为了支持和鼓励同犯罪作斗争，法律首先肯定了任何公民对于具有法定情形的人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国家鼓励公民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如果广大公民能增强这方面的意识，勇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对于打击犯罪活动，扶持正气，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规定，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实行人民群众与专门机关相结合的原则，鼓励人民群众积极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精神。
    其次，为了使公民更加准确地行使扭送的权利，本条明确规定对下列四种人可以立即扭送：即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通缉在案的、越狱逃跑的、正在被追捕的。应当注意的是，为了使公民准确行使扭送的权力，也考虑到公民的扭送是在没有任何批准和决定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的，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慎重考虑，刑事诉讼法对扭送的范围作了严格的限制，对于需要通过侦查活动收集证据和审查后才能确定是否可以作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追究的，一般不要求公民进行扭送。公民对于认为可能实施犯罪的其他人，可以向司法机关举报、控告，由司法机关决定如何处理。
    再次，考虑到一些群众对刑事诉讼法关于职能管辖的规定不太了解，因此为了鼓励群众的见义勇为，本条规定公民可以将犯罪嫌疑人或者罪犯扭送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中的任一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被扭送的人，不论是否属于自己管辖的范围，都应当接受并立即讯问，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对于属于自己职责和管辖范围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立案处理；不属于自己职责和管辖范围的，依照公、检、法的分工及管辖范围，将犯罪嫌疑人连同讯问笔录、罪证移送主管机关处理。
    第八十三条 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
    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拘留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以下主要修改：一是增加规定应当将被拘留的人立即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条小时。二是对原刑事诉讼法关于因“有碍侦查”而不通知被拘留人家属的规定中的“有碍侦查”的范围作出限定，只有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有碍侦查的，才可以不通知。三是增加规定，因有碍侦查未通知被拘留人家属的，在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对公安机关拘留人必须出示拘留证的规定。拘留作为在侦查活动中，在紧急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临时强制措施，在适用时必须要有一定的法律手续和凭证。拘留证是公安机关执行拘留的凭证。拘留证应当写明被拘留人的姓名、案由等，并盖有执行拘留的公安机关印章。“必须出示拘留证”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执行拘留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已经依法取得了拘留证，即公安机关依照法律规定作出了拘留的决定，并按照规定程序签发了拘留证。其次，执行拘留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将拘留证向被拘留的人出示。出示拘留证以表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正在依法执行拘留任务，这样既有利于对其监督，也有利于各有关方面包括被拘留的人及其亲友、所在单位等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第二款是关于将被拘留的人送看守所羁押和通知被拘留人家属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层含义：
    1．公安机关在将被拘留人执行拘留以后，应当立即送往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规定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主要是考虑到实践中情况比较复杂，如执行拘留的地点距离看守所较远，需要一定的路途时间；在犯罪现场被拘留需要当场指认、协助抓获同案犯的等。至迟不超过二十四小时，是指如果有特殊情况，送往看守所的时间最长也不得超过此时限；如无特殊情况，必须及时送往看守所羁押。并不是说公安机关在执行拘留以后，只要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就可以任意拖延。
    2．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公安机关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无法通知”主要指被拘留人家属地址不明，以及被拘留人无家属等情况。“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只有涉嫌上述两类犯罪活动的，才能够不通知。对因涉嫌其他犯罪而被拘留的，不得以可能妨碍侦查为由不通知其家属。二是即使是因涉嫌上述两类犯罪而被拘留，也不是一律不通知家属，只有存在通知可能妨碍侦查的情况的，才能不通知。“有碍侦查”主要是指被拘留的人属于恐怖活动犯罪集团案犯，其他案犯尚未被捉拿归案，其被拘留的消息传出去，可能会引起其他同案犯逃跑、自杀、毁灭或伪造证据等，妨碍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被拘留人的家属与其犯罪有牵连，通知后可能引起转移、隐匿、销毁罪证等等。
    3．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的人的家属。拘留以后长时间不通知被拘留人家属，不利于被拘留人权益的保护，而且随着案件侦查工作的进展，执行拘留时通知被拘留人家属可能会有碍侦查的情况已经消除，如同案犯已被抓获、重要证据已经查获等。如果随着情况的变化，通知被拘留人家属不再妨碍侦查工作的，自然应当立即通知。虽然原来的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但本身就有这一精神，司法实践中有关部门对此也有规定。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根据各方面意见对此作了明确规定。
    第八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
    证明。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应当及时讯问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修改，删去了“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规定。
    根据本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使公安机关及时发现对嫌疑人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否正确，发现错误及时纠正，同时也有利于迅速查明已掌握的证据是否确实可靠，以便不失时机地展开进一步的侦查工作。“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即一旦发现错误拘留人时，应立即放人，并发给释放证明。
    2012年3月14日修改刑事诉讼法，之所以删去了“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规定，是考虑到，公安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措施，其目的在于及时控制犯罪嫌疑人，防止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逃避侦查和审判，并有利于收集证据，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但拘留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果适用不当，就会严重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必须慎重适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规定，在实践中易被理解为只有犯罪的证据充足的，才能予以逮捕，这与逮捕条件中“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在表述上有冲突。为避免理解错误，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删去了这一规定。这样规定既考虑到了司法机关与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又考虑到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八十五条 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
    讨论。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程序及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公安机关重大案件讨论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不能自行决定，而应当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提请批准逮捕书”应当写明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年龄、职业、家庭住址等基本情况、案由、犯罪事实、逮捕的理由以及法律依据等。提请批准逮捕书应盖有提请批捕的公安机关公章。“案卷材料、证据”是指用以证明本案事实的报案、控告、举报材料、调查材料、鉴定材料及其他证据材料，如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应附有拘留证。这些材料的目的，是为了使检察机关能够客观全面地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条件。人民检察院根据本条的规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
    这里规定的“必要时”，主要是指以下情况：一是为了从重从快地打击犯罪，震慑犯罪分子，人民检察院需要尽快了解案情，迅速批捕；二是案情重大复杂，或者意见分歧较大，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以审查批准对证据的要求的角度谈谈检察机关对案件的意见，有助于意见的统一，以保证批捕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也有利于公安机关对一些遗漏的证据作进一步的补充收集，以保证侦查工作扎实可靠。人民检察院参加重大案件讨论，是制约和配合的体现。人民检察院收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可以主动派人参加讨论，公安机关认为需要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重大案件讨论的，也应当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派员参加。参加的检察人员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应当对侦查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
    刑事诉讼法之所以作出上述规定，主要是为了保障检察机关能够深入了解案情，客观、全面地行使审查批准逮捕的权力。逮捕是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较为严重的强制措施，必须慎重适用。宪法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是正确、谨慎适用逮捕措施的重要保障。根据这一原则的要求，一方面公安机关要根据提请、决定和执行相分离的基本要求，在认为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提请人民检察院做出决定，而不是自己决定。另一方面公安机关也要向人民检察院提供审查批准逮捕所需要的事实、证据和相关材料。
    第八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
    （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
    （三）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审查批准逮捕时需要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形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时，是否需要讯问犯罪嫌疑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对此，法律未具体限定情形，是否讯问应当由人民检察院承办案件的人员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决定。如果认为移送过来的案卷材料所反映的事实情况比较清楚，相关证据材料也比较充分，能够直接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不需要当面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则可以不讯问犯罪嫌疑人。另一种是“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即如果有法律明确列举的三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时就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一是，审查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条件存有疑问。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法律规定的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根据上述规定，批准逮捕需要具备证据、可能判处的刑罚、社会危险性三个方面的条件。因此，这里的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条件存有疑问，是指只要对三个方面任一条件是否具备存有疑问。所谓“存有疑问”，是指承办案件的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主观上不能够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符合逮捕条件的心理状态。即只要承办人认为逮捕条件的任一方面有疑点，就应当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以消除相应疑点。二是，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即只要被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提出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请求，检察人员就应当讯问，而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犯罪嫌疑人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可以是关于所涉嫌犯罪事实的辩护，如犯罪行为并非自己所为，侦查机关据以提请批准逮捕的证据不足等，也可以是陈述自己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条件，不应采取逮捕措施，如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的婴儿等等。三是，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负有监督侦查活动依法进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的职责。因此，如果承办审查批准逮捕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发现提请批准逮捕的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就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以了解相关情况，纠正违法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本条规定，只要发现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就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而不是只有具备相当确实的证据才应当讯问。“重大违法行为”是指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或者违法行为涉及犯罪嫌疑人重大权益等情形。如可能存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对证人引诱、威胁、唆使作伪证等情况，侦查人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等。
    第二款是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辩护律师要求人民检察院听取辩护意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听取。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工作，就是审核该案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法定逮捕条件，而这些条件是否具备，往往是通过取得的有关证据表明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都是重要的言词证据，从这类证据的特点看，其准确性、真实性、稳定性受到证人感知、记忆和表述能力的影响比较大，当面询问证人、被害人与只是审查其书面证词相比，更有利于检察人员准确判断证据的真实性。此外，当面询问其他诉讼参与人，对于全面了解案件事实和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正确作出批准逮捕与否的决定，也都有积极意义。审查批准逮捕时询问相关诉讼参与人，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因此，本条对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听取律师意见作了特别强调。一是只要认为有必要，人民检察院就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二是只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人民检察院就必须听取其意见。律师作为专门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基于自己了解到的案件事实和有关证据，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提出自己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条件的意见，对于审查批准逮捕的检察人员正确作出逮捕与否的决定，防止错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样规定，在规范审查批准逮捕程序的同时，也强化了辩护律师的权利，有利于充分发挥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
    权益。
    第八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长决定。重大案件应当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决定权限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规定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审查批准逮捕由检察长作出决定。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三条的规定，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决定逮捕是法律赋予检察长的职权。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由办案人员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有关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办案人员要审查犯罪嫌疑人有无不应逮捕的情况，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等；根据本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必要的时候，可以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然后，综合审查情况，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是否批准逮捕提出初步意见，报检察长决定。
    二是，“重大案件应当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三条的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检察委员会对重大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做出决定，是发挥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体现，是正确、谨慎使用逮捕的重要保障。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委员会讨论重大案件，应当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进行。本条的“重大案件”，主要是指涉外案件、案情重大复杂或者争议较大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是知名人士或者有较大影响的案件等等。
    第八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对于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不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说明理由，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同时通知公安机关。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作出相关决定及如何执行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有三层意思：
    第一，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两种决定。对于符合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逮捕条件的，应当依法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制作批准逮捕书；对于不符合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逮捕条件或者具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制作不批准逮捕书。另外，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发现应当逮捕而公安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也应当建议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公安机关认为建议正确的，应当立即提请批准逮捕；认为建议不正确的，应当将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二，对于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为防止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安机关在接到人民检察院的逮捕决定书以后，不及时执行，致使犯罪嫌疑人不能及时归案，本条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以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对及时采取逮捕措施，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人民检察院的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在执行以后，应当将执行回执及时送达作出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如果未能执行，也应当将回执送达人民检察院，并写明未能执行的原因。
    第三，人民检察院对于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应当向公安机关说明不批准的理由。对于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在收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应当立即释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并将执行回执按照规定送达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对于证据不足，需要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通知提请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附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清的事实和需要收集、核实的证据。对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提纲中所列的事项，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进行侦查、核实，并逐一作出说明。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完毕，认为符合逮捕条件的，可以重新提请批准逮捕，但不能未经侦查和说明，以相同材料再次提请批准逮捕。应当注意的是，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报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在审查批捕中如果认为报请批准逮捕的证据存有疑问的，可以复核有关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以保证批捕案件的质量，防止错捕或漏捕，但不另行侦查。
    对人民检察院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后如何执行，是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作出的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涉及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也关乎刑事诉讼活动能够顺利进行，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公安机关接到检察院批准逮捕决定后，必须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迅速、准确地将犯罪嫌疑人抓获。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不批准逮捕或者补充侦查的决定。”但对作出决定后如何执行没有具体规定。为此，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人民检察院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后如何执行作了进一步规定。这样规定，既有利于迅速执行逮捕措施，保障准确、及时打击犯罪，又加强了公安、检察机关的相互监督和制约，保证法律的严格执行。
    第八十九条 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拘留后提请批准逮捕和审查批准逮捕的期限以及对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执行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三款。
    第一款是关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时限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于已经被拘留的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经过审查和进一步侦查后，认为有逮捕必要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审查批准。这个时限在一般情况下是必须遵守的。考虑到有些案件重大、复杂，在三日以内难以对是否需要提请批准逮捕作出决定或者对案情争议较大等“特殊情况”，法律允许公安机关将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的时限再延长一日至四日。
    第二款是对几种特殊犯罪嫌疑人的提请批捕时限的规定。在刑事犯罪案件中，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案件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案件有涉及地区广、调查取证量多、取证难度大等特点。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要在七日以内作出是否需要提请批准逮捕的决定显然时间太仓促，甚至连完成最基本的取证和讯问工作都不够，有些需要异地押解的案件路途时间就要超过法律规定的一般案件的七天期限。为了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本款规定对这几种特殊嫌疑分子的提请审查批准时间可以延长至拘留后的三十日。在实践中，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犯罪嫌疑人，也要尽量在七日内提请批准逮捕。在七日内提请批准逮捕确实时间不够，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延长，但提请批准逮捕的证据、材料齐备，就应当及时提请批准逮捕，不一定都要延长至三
    十日。
    第三款是对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时限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应当立即对案卷和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并在七日以内作出决定。对于符合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逮捕条件的，应当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对于不符合逮捕条件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接到批准逮捕的决定后，应当立即执行。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无论同意与否，应当立即将在押的人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这既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对于还需要继续侦查，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可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从本条规定的立法考虑出发，有关机关在报请批准逮捕和审查批准逮捕时，应当尽量缩短期限，不能一律适用最长期限的规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决定书后的三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不批准逮捕的决定”。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在取消收容审查措施的同时，考虑到刑事诉讼规定中的拘留后提请批准逮捕和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限过短，而且逮捕条件规定较严格，对有些较为复杂的案件，公安机关难以在法定期限内提请批准逮捕的情况，为解决实践中的困难，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作了修改，区别不同情况，对拘留后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作了调整。所以，在实践中，也应当区别情况进行适用。
    第九十条 公安机关对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但是必须将被拘留的人立即释放。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复核，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公安机关对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要求复议、复核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公安机关收到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以后，如果认为有错误，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复议。根据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刑事诉讼法规定逮捕的决定权和执行权分别由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行使，有利于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互相监督，特别是制约公安机关随意使用逮捕措施，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都要执行，也体现了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配合。但对于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规定公安机关在认为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复核，既可以保证逮捕的正确及时执行，也使公安、检察两机关在提请、批准和执行逮捕工作中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更为明确完善。
    其次，人民检察院经过复议，采纳了公安机关的意见，做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如果公安机关要求复议的意见不被接受，也就是同级人民检察院维持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的，公安机关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本法第八十九条已经规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因此，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不能有异议提出了复议或者复核就不执行，或者拖延到复议或者复核完成才执行。在提请复议的时候，应当先将犯罪嫌疑人释放或者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为防止拖延的时间过长，本条又规定，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复核，并决定是维持原不批准逮捕决定，还是将原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改变为批准逮捕的决定，并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复核决定，不论是否有意见都应当执行。这一规定体现了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之间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有利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案件，有效地打击犯罪。
    第九十一条 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出示逮捕证。
    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逮捕执行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第二款作了两处主要修改：一是增加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二是取消了原来关于如果通知有碍侦查，可以不通知被逮捕人家属的规定，即除无法通知的以外，采取逮捕措施的，一律应当通知被逮捕人家属。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对公安机关逮捕人必须出示逮捕证的规定。逮捕作为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的强制措施，在适用时必须要有一定的法律手续凭证，这就是公安机关在接到人民检察院的批准逮捕决定书、决定逮捕通知书或者人民法院的逮捕决定书以后，由县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签发的逮捕证。公安机关在执行逮捕时，首先必须要有逮捕证。其次，必须向被逮捕人出示逮捕证。出示逮捕证以表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正在依法执行逮捕任务，这样既有利于对其监督，也有利于各有关方面包括被逮捕的人及其亲友、所在单位等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第二款是执行逮捕后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并通知其家属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规定逮捕后立即送看守所羁押，其理由同增加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一样，主要是考虑到看守所作为专门的羁押场所，看押、提讯设施、安全警戒、监所监督人员等都是按照有关规定建设和配备的，有条件保证被逮捕人人身安全，防止脱逃，保障讯问等工作依法顺利进行，不仅有利于防止发生被逮捕人逃跑、自杀、突发疾病死亡等情况，而且能有效防止对被逮捕人刑讯逼供的情况发生。与拘留不同的是，拘留后送看守所的时限为二十四小时以内，逮捕后则必须毫不迟延地立即送往看守所羁押。这样规定主要考虑是，拘留是较逮捕更具紧迫性的强制措施，有时需要在被拘留的人协助下立即开展收集证据、抓获同案犯等侦查活动，而采取逮捕措施的，事先已经掌握了必要的证据，并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或人民法院决定，一般不具有先行拘留的那种紧迫性，而且实践中多数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在被批准逮捕之前已经被先行采取了拘留措施，羁押在了看守所，没有必要再规定较长的时限。
    关于逮捕后通知家属，本次刑事诉讼法作了重要修改，取消了有碍侦查的可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即除无法通知的外，一律应当通知家属。“无法通知”主要指被逮捕人家属地址不明，或者被逮捕人无家属的等。
    第九十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各自决定逮捕的人，公安机关对于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须在逮捕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
    证明。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及时讯问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各自决定逮捕的人，公安机关对于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须在逮捕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其目的是通过讯问，及时查明对犯罪嫌疑人所采取的逮捕措施是否正确，逮捕所依据的证据是否可靠，发现错捕的及时纠正。对一些罪行较为严重，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不仅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和审判，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也可以防止其继续进行危害社会的活动。但是，对强制措施特别是逮捕的适用，一方面要考虑到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一个人被宣布逮捕后，不仅导致人身自由的丧失，也可能会带来其他一系列后果，应当本着慎重的原则，防止对无辜的人错误的适用逮捕措施，尽量避免对没有必要采取逮捕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逮捕措施。另一方面，公安司法机关也要充分认识到逮捕后及时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获取、收集新证据，保障侦查、起诉和审判顺利进行的意义。为此，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讯问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时间。这样规定，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保证准确、及时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任务的要求。
    其次，考虑到逮捕已经对被逮捕人的实际生活造成了一些影响，为了消除其影响，也为了便于当事人重新办理工作、学习等方面的事务，在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并发给释放证明，作为其不应逮捕的依据。这里所谓“不应当逮捕”，主要是指逮捕所依据的事实经查明并不存在，被逮捕人无社会危险性，没有逮捕必要等等情况。
    第九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应当继续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规定有三层意思：第一，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以后，人民检察院仍然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逮捕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活动正常进行，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采取的强制措施。审查决定是否逮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逮捕的必要性。作为逮捕条件的所谓证据条件、罪行条件、社会危险性条件，无一不与逮捕的必要性相关。而这几方面的条件都可能随着诉讼活动的进展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继续羁押的必要性发生变化。如审查批准逮捕时据以证明有犯罪事实的重要证据，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被新的证据所否定；立案时认定的犯罪数额，经过进一步调查核实，大为缩小，影响到对可能判处刑罚的估计；实施新的犯罪、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可能性已被排除的等等。因此，规定逮捕以后继续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是很有必要的，是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
    第二，人民检察院在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后，如果认为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规定由检察机关对逮捕的必要性继续进行审查，是为了加强检察机关对逮捕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监督。因此，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逮捕必要性进行审查后，如果认为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必须做出相应的处理，提出监督意见。按照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意见的方式是“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规定为“建议”而非强制性要求，主要是从监督角度考虑的。人民检察院在审查中发现被羁押人没有必要继续羁押的，提出建议，由有关机关就羁押必要性进行全面审查，既考虑了监督的性质、特点，不代替其他有关机关做决定，又体现了对于解除、变更羁押措施的慎重。
    第三，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结果通知人民检察院。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人民检察院只是提出“建议”而非强制性的要求或者命令。但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建议，是基于对逮捕措施的法律监督，提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意见，其他机关必须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建议的要求及所根据的事实、证据等进行研究和考虑，从而全面就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及时作出正确决定，并在十日以内将处理结果通知人民检察院。未采纳检察机关的建议的，应当说明理由和根据。
    应当说明的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由人民检察院继续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是本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新设置的制度。因此，法律的规定相对比较原则，没有对诸如以何种形式进行审查、审查间隔多长时间等具体的操作性问题作出细致的规定，尚需由人民检察院和有关司法机关在实践中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一步总结经验，不断完善。
    第九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撤销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有两层意思。
    第一，司法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涉及限制或者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因此，适用强制措施应当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于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但在实践中，有些办案人员工作方法简单，不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嫌的罪行严重与否，本人有无社会危险性，习惯于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剥夺人身自由，以此作为侦查工作的主要手段；有些办案人员对不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也有些办案机关，对于原先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后因情况变化，可以不需要继续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或者应当变更强制措施的，不予解除或者变更。当然实践中也存在滥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情况。这些情况，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会影响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的公正和效率，不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了及时发现并纠正上述不正确作法，刑事诉讼法作了本条规定。
    第二，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符合逮捕条件的，应当提请由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人民检察院批准后执行。逮捕作为一项有法律效力的批准决定，它是在认真审查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基础上作出的，因而是严肃的，一经作出，公安机关就应当立即执行；但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对于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在执行逮捕过程中如果发现了不该逮捕的情况，或者因为情况变化，不需要或者不适宜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的，有权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公安机关在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以后，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这样规定，既考虑到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又考虑到了加强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的要求。
    这里的“强制措施”既包括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也包括拘留和逮捕。所谓“不当”，主要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了不适当的强制措施或者对不应当采取强制措施的采取了强制措施。如对应当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拘留、逮捕，或者对有社会危险性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却采取了取保候审，或者对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了强制措施等。“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既包括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随时发现的，也包括人民检察院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时发现的，还有一些是由于案件情况变化当前强制措施已经不适当的。无论是发现自己采取措施不当的，还是根据其他机关提出的意见审查发现确实不当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应当及时纠正。纠正的方法有撤销或者变更两种。“撤销”是指公、检、法机关对自己作出的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予以撤销，不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变更”是指根据案件情况，采取更为适宜的其他强制措施，比如对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替代性的措施。
    第九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以及有关机关对申请的处理程序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原第五十二条、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后作出本条规定。主要修改之处，一是将有权申请取保候审改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二是增加了有关机关对申请的处理程序。
    本条规定包含三层意思：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有权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这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的一项权利。授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权利，更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是在涉及限制人身自由措施上应当采取审慎态度的立法精神的贯彻和落实。根据本条规定，不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辩护人也有权直接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可以是强制措施种类的变更，由强度较大的措施变更为强度较小的措施，如申请将拘留、逮捕变更为监视居住、取保候审，也可以是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执行方式，如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变更为在犯罪嫌疑人的住处执行监视居住。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法律对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是否应当附有相应的证据、理由，并未作强制性要求，但从便于有关机关正确作出判断和决定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在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时，应当说明自己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应当予以变更强制措施的理由，有事实和证据的，还可以附上相关材料，以便于有关机关根据其各方面的情况综合评判，作出决定。
    第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这是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收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关于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后的处理时限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有关机关在收到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后，必须在三日内作出决定。当然，作出的决定包括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也包括不予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具体要根据案件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确定。
    第三，如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不同意的理由，主要是指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采取拘留、逮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措施的法律依据、原因。如果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附有相关事实和证据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还应当在说明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理由的同时，对该相关事实和证据予以回应。
    第九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因羁押期限届满未能结案的应当如何处理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修改，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的规定。
    本条包含两层意思：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羁押措施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刑事诉讼法不仅对各种羁押措施的条件作了严格限定，而且综合考虑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对侦查羁押期限、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限、人民法院一审、二审的审理期限作出了明确规定。总的来看，大部分刑事案件都应当能够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结案，但也有一些案件因为特殊情况，确实未能结案，需要继续进行侦查、审理。对这些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在押的，继续侦查、审理期间如何处理，1979年刑事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但从法律设定侦查羁押期限、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的目的看，继续羁押显然是不妥当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届满的，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应当予以释放，这一法律精神是明确的。但从实践中的情况看，有的案件久拖不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长期处于被羁押状态。这种情况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对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届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立即予以释放，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
    第二，如果案件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明确规定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届满未能结案的，应当将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释放，是防止因案件久拖不决而无限期羁押，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但考虑到实践中有的案件确实存在特殊情况，规定对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措施，也是必要的。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既能够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又不用像羁押措施完全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比较好地考虑了办理案件需要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平衡。
    第九十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被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应当如何处理，以及当事人等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修改，一是将“超过法定期限”修改为“届满”；二是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释放的规定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请求释放的规定作了顺序调整，首先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的释放义务。
    本条有两层意思。
    第一，司法机关对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如何处理，规定了两种办法，一是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应当予以释放，如果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可以将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对于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依法变更为取保候审，但是不得未经依法变更就转为取保候审，不能中止对案件的侦查。二是对于取保候审十二个月期限届满或者监视居住六个月期限届满的，应当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如果拘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情况下传唤时间已经达到十二小时的，或者案情重大、复杂的情况下已经达到二十四小时的，应当停止传唤或者拘传，让被传唤人回去。
    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对于公检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其中“法定代理人”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近亲属”，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辩护人”是指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为其辩护的律师、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或者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为其辩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以及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法定期限届满”是指对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押时间已经达到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的办案期限，对不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时间累计已经达到十二个月或者监视居住的时间累计已经达到六个月，或者传唤已经达到十二个小时或二十四小时的。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要充分认识这样修改的重要意义，转变观念，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超期羁押的问题，为了更好地体现司法公正，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督促办案机关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办结案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相关人员有要求司法机关依法解除强制措施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处理程序，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权利。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考虑到“超过法定期限”的表述不够严谨，应当是期限一届满就立即释放，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为更有力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严肃办案，2012年3月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本条作了修改。
    第九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不仅要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的条件，以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也要同时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有无违法行为等情况进行了解。发现侦查机关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时，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
    本条规定，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权，也是人民检察院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具体体现。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行监督。在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后，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时，通过阅卷、讯问已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调查，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如刑讯逼供、非法拘留、侵犯被拘留人的合法诉讼权利等，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是宪法规定的公安司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的重要体现。公安机关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问题，必须认真检查，如确有违法情况应坚决予以纠正，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免今后再次发生。公安机关有义务将纠正的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以示接受监督。这样规定，有利于保障公安机关正确执行法律，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检察机关了解侦查活动是否合法，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进行。一是审查案卷材料等。根据本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二是根据本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在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发现侦查机关侦查活动有违反法律规定情形的，也应当提出纠正意见。三是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等发现。根据本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或者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等情况下，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这些工作过程中如果发现侦查机关侦查活动违法的，检察机关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另外，根据本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进行申诉或者控告。对于申诉、控告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因此，人民检察院也可以通过审查申诉、控告等方式对侦查活动是否违法进行审查。如果发现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违法的，也可以在审查批准逮捕中提出。
    本条的“违法情况”主要是指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侵犯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比如采取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侦查人员应当回避的没有回避，对犯罪嫌疑人超期羁押，没有保障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以及侵犯犯罪嫌疑人、证人或者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等情况。“纠正”是指公安机关根据侦查活动违法的不同内容、不同程度，采取不同的方式予以改正或挽回影响，比如：消除违法情况，有的也需要根据情况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
    根据本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应当根据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纠正意见，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并且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七章 附带民事诉讼
    第九十九条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和主体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两处修改：一是在第一款中增加规定，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二是将原第三款关于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被告人财产的规定，修改补充后从本条移至第一百条单独加以规定。
    本条分为二款。第一款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主体和条件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包括两类人，一是被害人，即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二是在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被害人的近亲属、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本款规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这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如果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就没有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无从谈起，因为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的。第二，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失，必须是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如果没有物质损失，也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三，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必须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即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否则，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四，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只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如果在判决生效后才提出，也与法律设置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初衷
    不符。
    第二款是关于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在我国，检察机关一般不参与公民个人对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意在尊重公民的民事处分权。而国家和集体财产是公有财产，一旦被侵害，不能视为单位自己的“私事”。检察机关在被害单位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为了保护公共财产和社会利益，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样规定，有利于保护国家和集体财产。
    第一百条 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措施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刑事诉讼法原第七十七条第三款修改后作为本条加以规定，主要修改之处，一是明确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被告人财产，属于诉讼保全措施的性质，并在原来规定的可以查封、扣押之外，增加了冻结，完善了保全措施；二是增加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三是规定，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本条规定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被告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即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规定保全措施，是为了保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防止因为被告人或者其亲属为逃避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诉讼期间转移、隐匿财产，或者防止被告人的财产因其他原因而毁损灭失，导致将来作出的附带民事判决难以执行，被害人一方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的情况。关于查封、扣押措施，刑事诉讼法原来就有规定。这次修改增加冻结措施，主要是针对实践中表现为资金、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形式的财产越来越多的情况，适应对此类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的需要。
    第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即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采取保全措施。这是本次修改增加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原来只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被告人的财产，实践中有的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亲属，为了逃避民事赔偿责任，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或者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就转移、隐匿财产，等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时，已经无财产可供查封、扣押。因此，有必要将保全的时间提前到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根据本条规定，有权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包括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人民检察院。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保全措施，是与本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相衔接。
    第三，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规定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主要是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中的保全措施已有明确规定，而附带民事诉讼在性质上也属于民事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是可以的，没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中作重复性规定。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财产保全措施分为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和诉前财产保全两种。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以备采取保全措施错误时，对被保全人予以赔偿。采取诉前财产保全，则必须由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申请。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人民检察院申请财产保全，也应当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即人民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人民检察院申请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认为有必要由申请人提供担保的，可以要求提供。对案件尚处于侦查或者审查起诉阶段的，申请财产保全应当提供担保。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限于有关提出申请、提供担保、采取措施等规定。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人在十五日以内没有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措施的规定，不应适用。因为民事诉讼法规定在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后，必须在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为了督促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人及时行使诉权，避免在没有诉讼关系存在的情况下，长时间限制被申请人民事权利。但是附带民事诉讼与一般的民事诉讼案件不同，需要与刑事诉讼一并审理，而刑事案件何时进入人民法院审理阶段，并不是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所能决定的。
    第一百零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解和裁判的
    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条规定。
    本条规定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人民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这里的调解，包括在一审期间进行调解，也包括在二审期间进行调解；包括对公诉案件附带的民事诉讼进行调解，也包括对刑事自诉案件附带的民事诉讼的调解。这一规定明确了人民法院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进行调解的依据，也体现了通过诉讼中调解这种手段，化解社会矛盾，彻底解决纠纷的立法精神。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是一种诉讼中的调解活动，不是民间调解活动，因此，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调解的原则规定，依法开展调解活动。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上述规定，首先，调解应当是在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曲直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不分是非，“和稀泥”。具体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人民法院进行调解，要在查明被告人犯罪事实，分清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基础上，通过对被告人的批评教育，促其真诚悔罪，自愿承担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的赔偿责任，以求原告方的谅解；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则也要做工作，促其充分考虑被告人悔罪态度，体谅被告人的经济困难等。通过反复做双方工作，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就具体赔偿数额、方式等方面达成调解协议。其次，调解要坚持自愿的原则。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可以进行调解”；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要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因此，人民法院开展调解工作，必须坚持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一方或者双方坚持不愿意通过调解方式结案的，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判决、裁定，不能强行调解或者“久调不决”。双方同意调解的，也应当是通过耐心做说服教育工作，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不得强迫一方或者双方接受调解结果。只有在双方真诚自愿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才能够真正彻底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第三，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主要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有损害第三人利益或者违反公序良俗的内容。
    第二，人民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能够调解结案的，应当根据物质损失的情况，作出判决或者裁定。首先，如上所述，从彻底解决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考虑，人民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当注意发挥调解手段的作用。但如果一方或者双方坚持不愿意调解结案的，或者经调解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判决、裁定。其次，人民法院作出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裁定，应当根据物质损失的情况。这一规定实际上在赔偿范围上，重申了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关于“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的范围，限于因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这与刑法第三十六条关于“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的精神也是一致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有的建议将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失也纳入赔偿范围；有的认为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看，目前将赔偿范围限定在物质损失范围内是必要的，也是妥当的。考虑到各方面认识尚不一致，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范围未作扩大。
    第一百零二条 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应当与刑事诉讼一并审判及其例外的规定。
    【本条释义】
    根据本条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将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一并审理作出判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合并审理因被告人的同一犯罪行为而同时引起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可以全面地查明被告人是否有罪及其罪行是否造成了物质损失、损失的程度等等。在一些情况下，被告人的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程度，也是衡量其罪行是否严重或特别严重的情节。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及时、全面地查明上述种种情况，对于案件审理意义重大。同时，通过一个诉讼程序，合并审理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彼此密切相关的刑事、民事两种案件，司法机关避免刑事、民事分别审理时所必然产生的调查和审理上的重复，从而大大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因此，原则上，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本条所说的“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的案件，主要是指所附带的民事诉讼案件情况比较复杂，短时间内难以作出裁判，或者因为案件特殊情况可困难，所附带的民事案件一时无法审理的情况。如附带民事诉讼受害人人数众多、涉及面广、物质损失数额巨大等。对这些案件，如果一并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会大大推迟刑事案件的审判，不利于及时打击犯罪。因此，为了保证及时打击犯罪，同时避免审判人员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及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本条规定，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这里的“同一审判组织”，是指审理该刑事案件时的同一审判员或者同一合议庭。

第八章 期间、送达
    第一百零三条 期间以时、日、月计算。
    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算在期间以内。
    法定期间不包括路途上的时间。上诉状或者其他文件在期满前已经交邮的，不算过期。
    期间的最后一日为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满日期，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在押期间，应当至期满之日为止，不得因节假日而延长。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期间及其计算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本条作了修改，增加了第四款。
    本条分为四款。第一款是关于期间的计算单位的规定。根据本款的规定，期间以时、日、月计算。刑事诉讼法根据情况和需要，在规定具体的期间时，分别是以时、日、月为计算单位的。如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第九十一条分别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逮捕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被逮捕人的家属。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
    月等。
    第二款是关于以时或者日为单位的期间，具体从何时、何日开始起算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开始的时和日不算在期间以内”，是指期间应从诉讼行为开始后的第二个小时或者第二日起计算。如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家属，假如逮捕的时间是上午九时三十分，则起算二十四小时期限的时间点应当是上午十时，即“逮捕后二十四小时” 是指从当日上午十时起，至次日上午十时止，公安机关应当在次日上午十时前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关于以日为单位的期间的起算，与此类似，应当从诉讼行为开始之日的第二日起计算。
    第三款是关于路途时间不计入法定期间的规定。“路途上的时间”，是指司法机关邮寄送达诉讼文书及当事人向司法机关邮寄诉讼文书在路途上所占用的时间。法律作这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当事人距离司法机关有远有近，邮寄诉讼文书在路途上所需要的时间有长有短，如果不扣除路途上的时间，那么距离司法机关较远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就难以保障，有的当事人可能还没有接到司法机关送达的诉讼文书，期间就已经届满了。因此，法律规定法定期间不包括路途上的时间，就是为了便于当事人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此外，为了保证被告人等诉讼参与人的上诉权和其他诉讼权利，本款还特意明确规定“上诉状或者其他文件在期满前已经交邮的，不算过期。”如4月5日为上诉期间届满的日期，上诉人在4月5日当天通过邮局将上诉状寄给人民法院，即使该上诉状在10天以后即4月15日才送到法院，该上诉状也属于“在期满前已经交邮的”，应认为当事人是在上诉期间内提起了上诉，是有效的诉讼行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必须受理。这里应该注意一点，确定期满前当事人是否已经交邮，应当以邮件上的邮戳为证。
    第四款是关于期间最后一日为节假日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期间届满日期的规定。这一规定是本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增加的规定，分为两种情况：1．一般情况下，期间最后一日为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满日期。如期间本应当在1月1日届满，但1月1日为元旦，则应当顺延至元旦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为期间届满之日。主要是节假日有关机关和公民个人都在按规定休假，期间届满也无法进行诉讼活动，有必要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在押的，其在押期间应当至期满之日为止，不得因节假日而延长。规定这种情况不得顺延，是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处于被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期限届满或者刑期届满的，就应当立即予以释放，否则等于延长了其被羁押的时间，不利于对其权利的保护。刑事诉讼法原来虽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一直是照此办理的，有关司法解释中也有规定。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总结实践经验，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
    第一百零四条 当事人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而耽误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五日以内，可以申请继续进行应当在期满以前完成的诉讼活动。
    前款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诉讼期限的耽误和申请顺延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规定了允许申请期限顺延的两种情况：一是遇到了当事人不能抗拒的原因，如由于地震、水灾、台风、意外事故等情况，交通断绝，因而不能进行某种诉讼行为，耽误了期间；二是当事人有其他正当理由，如住院动手术等，造成当事人不能按时完成某项诉讼行为，从而耽误了期间，等等。为了保证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本款规定，在阻止完成诉讼行为的障碍消除五日以内，当事人可以申请继续进行应当在期满以前完成的诉讼活动。
    第二款是对申请期限顺延由人民法院裁定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或者书面的申请，应当说明期限顺延的理由。法院对于当事人的申请，应进行认真审查。经审查如果认为确属不能抗拒的原因或因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限的，应当以裁定形式准许顺延。法定期间的顺延，只能是补足因耽误而延迟或延误的诉讼期限。
    第一百零五条 送达传票、通知书和其他诉讼文件应当交给收件人本人；如果本人不在，可以交给他的成年家属或者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员代收。
    收件人本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盖章的时候，送达人可以邀请他的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把文件留在他的住处，在送达证上记明拒绝的事由、送达的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即认为已经送达。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诉讼文书送达的规定。
    【本条释义】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对将诉讼文件送交收件人的规定，有两层意思。第一，送达诉讼文件应当交给收件人本人。在送达传票、通知书和其他诉讼文件时，首先应当送交到收件人，这种方式可使被送达人直接迅速了解送达内容，是送达的基本要求，在一般情况下有应采取这种送达方式；第二，如果收件人本人不在，可以交给他的成年家属或者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员代收，由他们转交收件人本人。本款所说的“其他诉讼文件”包括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判决书、裁定书等。
    第二款是对留置送达的规定。送达直接关系到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能否顺利进行。但是，实践中存在一些收件人因种种原因拒绝接受送达文件的情况，有的还以此作为不履行诉讼义务的理由。因此，为了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本款规定了留置送达的程序。留置送达是指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时，送达人依法将诉讼文件留在收件人住处的一种送达方式。根据本款规定，诉讼文件送达后，收件人本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盖章，送达诉讼文件的人可以邀请收件人的邻居或者其他人到场作为见证人，说明情况，把文件留在收件人或者代收人的住处，并在送达证上记明拒收的理由、送达的日期，由送达人签名。这样，即使是收件人拒绝接收，也认为是已经送达。本条所说的“收件人”是指诉讼文件中指明应交给的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第九章 其他规定
    第一百零六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意是：
    （一）“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二）“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三）“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
    （四）“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
    （五）“诉讼代理人”是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为参加诉讼的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为参加诉讼的人；
    （六）“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侦查”、“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参与人”、“诉讼代理人”等法律用语的含意的规定。
    【本条释义】
    “侦查”是刑事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一个阶段，是侦查机关依法采取措施，调查收集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的一系列活动。根据本条规定，“侦查”可以分为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强制性措施两类活动。 “侦查”中的“专门调查工作”，是指侦查机关为收集证据，查明案件事实而采取的各种调查工作，如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鉴定等活动。目的有两个，一是了解案情，弄清案件的真实情况；二是收集有罪或者无罪以及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强制性措施”是指侦查机关为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和查获犯罪人而采取的限制、剥夺人身自由或者对人身、财物进行强制的措施，如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通缉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以及搜查、扣押、冻结作为证据的财物、文件等。
    “当事人”是与案件的结果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根据本条规定，当事人主要有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被害人”是指人身、财产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单位或者个人。是否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各国刑事诉讼法的做法不一。我国原刑事诉讼法没有将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作为当事人，为了加强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力度，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被害人规定为当事人。“自诉人”是指自诉案件中的原告人。“犯罪嫌疑人”是指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被认为涉嫌犯罪，并被公安机关以及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和审查起诉的人。“被告人”是指在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中被指控犯有某种罪行而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是指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赔偿请求的人，一般是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是指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依法负有赔偿责任而被他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一般与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同一的。
    “法定代理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对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负有保护义务的人。根据本条规定，法定代理人主要有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其中的“监护人”是指除父母、养父母以外，对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及其他无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依照法律规定有责任进行保护的人。
    “诉讼参与人”是指除公安、检察等专门国家机关以外的，依法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一定诉讼权利、负有一定诉讼义务的人。诉讼参与人通过参加诉讼活动，刑事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对刑事诉讼的进程和结局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和作用，以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诉讼参与人包括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
    “诉讼代理人”是指受委托或者指定，依法参加刑事诉讼，以维护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人，主要包括被害人、自诉人的诉讼代理人。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规定，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涉案财产有利害关系的人，也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
    “近亲属”的范围在不同的法律中不尽一致。根据本条规定，刑事诉讼法中的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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